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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务林人的苦乐记忆
三代务林人的苦乐记忆
他们曾在艰难时期勇敢“闯关东”,伐下国家建设所需的木材;他们曾在冰天雪地啃着乌黑的烤窝头,抬起粗壮的原木;他们曾在炎热夏天不顾蚊虫叮咬,抚育造林。他们是一代又一代的林业工人。在时代变迁中,他们的使命不同,但苦乐相似。苍茫林海中春去秋来,永远抹不去的是——

        

        2015年4月1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林业伐木工人们放下拿在手中已长达半个世纪的斧头和油锯,终于光荣退役,他们彻底告别过去的伐木生涯,转而进入生态建设事业新阶段。新的时代充满了希望,而他们曾经为祖国建设奋斗奉献的记忆,因为不可复制而弥足珍贵。

        创业时代、建设时代、发展时代——林业工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支撑着历史和时代的前进。国家需要时,林区务林人以多砍木头、支援祖国建设为荣;生态危机时,他们以守护森林、植树造林为己任。他们以“献完青春献自身,献完自身献儿孙”的执著精神书写出动人的绿色篇章。

内蒙古大兴安岭甘河林业局库西林场红旗沟工队合影

        只有忠于光辉历史,正确地认识、把握来时路的方向,才能在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上,倍加自信、更加清晰地面对灿烂的前程。今天,让我们走进甘河林业局库西林场人家,在林家人热乎的炕头上倾听三代伐木工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闯关东到新中国:

        创业艰难百战多

        甘河的春天来了。

        80岁的卢怀义老人眯眼看看温暖的阳光,有些激动。还是小伙子的时候,他和同伴一起来到林区“闯关东”。“当时一起的一共32个人,都是来砍木头讨生活。从前的伐木人俗话叫‘木帮’,就是搭伴结成一个帮伙,一块儿来伐木。”

        “出了关,我们心里都默默念叨着:出了山海关,两眼泪汪汪,今日离了家,何日能得还?”当年闯关东,干木帮,因为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恶劣,很多人九死一生。旧时代封建迷信,为了顺利平安地生存下来,伐木工人初一、十五都要烧香、磕头,拜“山神”,拜“把头”——他们是伐木工人的保护神。

甘河林业局库西林场红旗沟工队 合影(二排左一为卢怀义)

        新中国成立后,卢怀义和他的伙伴们光荣地成为新中国创业时期的林业人。“1953年12月,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牙克石森林工业管理局甘河林业局。”条件虽然艰苦,但卢怀义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澎湃激情,为了祖国奋斗奉献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要问我最忘不了的,就是‘顺山倒啰!顺山倒喽!’的伐木号子,直到现在,常常做梦都被自己喊醒。”卢怀义哈哈大笑。

        那时,因为技术条件限制,伐木、放排,都是危险的工作。在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小工队开始建点,人们选择地势平坦、避风向阳、接近水源的地方,支起简易工棚,用小杆搭铺,找到废弃的油桶改造成取暖用的炉子。

卢怀义近照

        “打半子”“座后炮”“回头棒”——这些富有时代韵味的名词,意味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林业人的辛勤和无畏担当。“打半子”就是伐木时把树的根部锯到一半左右时,大树突然劈裂倒下,劈下的那一半会猛然翘起,如果人碰着了,那就惨了。“座后炮”就是在大树倒下的过程中,被其他树干挡了一下,整棵树突然向后弹跳,人要是撞上了,多半就没命了。“回头棒”指的是大树倒下后被压弯的小树突然又反弹回来,这也很容易冷不防打到人……“当时是国家急需木材的关键时期,我们这些人缺吃少穿,报酬少、劳动累,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手工作业,人拉肩扛,很多人都成了全国劳模,想想真是骄傲。”卢怀义说。

        而让76岁的老伐木工张如树记忆犹新的是,伐木时,会遇到伐下的树挂到别的树上落不了地,这就叫“搭挂”,把那棵被挂住的树伐倒就叫“摘挂”。“摘挂是伐木工最危险的活儿,特别是摘‘连环挂’很危险,谁要是敢接这个活儿,无疑是签了‘生死状’,如果摘挂成功,那就是一‘摘’成名。”张如树说。

工队队长付清和

        一棵树的根部已被锯透,大树不倒就叫做“坐殿”。“坐殿”就是赶巧这时候没有风,树不倒。“遇见‘坐殿’是不能跑的,跑动带起的气流会使大树倒向跑动的人。这时候就只能等着,提心吊胆地等,等大树一旦倒下时就快点儿躲向安全位置。”

        改革开放:

        艰苦与机遇并存

        时针走到了1986年,正是改革开放时期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急需用人之际,不少知识青年投身于开发建设会战大军的行列中。

        用伐木工付清和的话说,是“赶上了好时候”。

甘河林业局库西管护所工队队员归楞

        “过去伐木工人住的都是‘人’字形窝棚,我们去的时候,‘鸟枪换炮’都住上宽敞的棉帐篷了。当时为了改变林业生产中采伐、育林、利用严重脱节的问题,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推行‘五定一包’(就是定产量、定质量、定人员、定设备、定费用、包成本)的林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我们工队实行了‘采、集、装、运’一条龙综合管理,任务量大了,但是分工明确,效益高了,工人的积极性高涨,伐木工人在那时候是个吃香的活儿,大姑娘找对象都愿意找伐木工,想想这都是美好的记忆。”

        不过,与大自然打交道,艰苦还是如影随形的。就比如“条件好”的棉帐篷,其实也就是两层布料里边夹一层不到一公分厚的劣质毛毡。帐篷内的过道有个火炉,两边各是一排板铺,大一点的帐篷可以住下30多个人。睡觉的板铺下面就是一冬天也不会融化的冰雪。“千万不要养成起夜的习惯,因为这样必须要重新着装整齐到外面,还必须练就速战速决的本领,不然就会冻伤。”

王健近照

        “生活用水是用麻袋装上冰拉上山来的, 用的时候再融化。1991年元月木材会战时,每天都是零下40多摄氏度的天气,我带领工人们早上进山,直到晚上天黑以后回来,中午饭就在冰天雪地里围着篝火吃。每天的中午饭都一样,冻窝头就咸菜疙瘩和白雪,窝头不可能用牙咬开,只能用树枝子插到窝头眼里放火上烤。每隔几分钟等窝头最外面的一层烤化了时,就吃那一圈能啃下来黑乎乎的东西,然后再拿到火继续上烤,那种天气里决不敢吃冰,因为过低的温度会立即让冰和口腔粘膜或者舌头冻在一起,若是硬要把冰从嘴里拿出来,就会带下来一块血肉。我们8个人一组随着号子抬起直径几十公分、长6米至10米的原木,每个人都能咬紧牙关坚持着,很多人后来都留下了腰椎病。”

        艰苦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付清和与他的伙伴,用知足常乐的心态和再创辉煌的事业心,为改革开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生态文明时代: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准确地说,我们‘林三代’就不能只叫伐木工了,应该叫育林工啦。”务林人王健诙谐地说。

付清和组织马套子作业

        王健说得没错。1998年,一期天保工程实施后,工队搬家建点流动性大,工队建设开始采取易搬迁、安装快、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建设,既节省成本,又避免浪费,工队宿舍、餐厅、厨房和储藏间都经过一番悉心改造,而且都是分开的,“可以说工队就是我温暖的家,卫星电视、流动书箱、报纸小说等一些人们喜欢的文化休闲娱乐必需品走进了工队,劳累一天的我们再也不用和寂寞相伴了。”

        由于一线工人文化程度、观念不断提升,一线文明清洁生产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所有工队选在地势较高,干燥,向阳,背风靠近水源,冬季无冰湖的地方,选址更加科学合理,在搬迁的时候一切生产生活垃圾会选择合适的地方掩埋。

        说起山场的活,王健更是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他们主要工作是抚育伐、栽树、造林。虽然条件更好了,同样要经受大自然的考验。“夏天各种吸血小虫轮番上阵,我们每人备有一块纱布,早晨和傍晚时把头蒙起来抵御蚊虫。有一次我在同伴包着纱布的头上一掌拍死了20多只蚊子。尽管是在七八月,我们都是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干活儿,这样可以少挨不少叮咬。”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因为天保工程的实施,大自然开始恢复山青水碧的美好格局。尽管过往的工作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未来美好的新林业更让务林人心潮澎湃。“我们一定能保护好这片祖国绿色,甘河林区一定能做到‘停得下、稳得住、能致富’。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王健看着窗外的阳光,微笑着说。

        而无论是卢怀义、张如树、付清和还是王健,在这老中青三代务林人的脸上,都满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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