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为《垫底辣妹》的日本电影在中国公映。它在电影打分网站上，有着8分以上的评价，但在市场上却反应平平，公映3天票房仅有1000多万元。电影观众普遍对它报以冷漠心态，并无观赏冲动。

同为青春题材，国产青春片往往会成为话题之作，引起全社会关注，赢得几亿元票房。相比之下，《垫底辣妹》更像是小众电影，仅在一些关注日本流行文化的小圈子内被讨论，难以走进大众的视野。这其中，有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垫底辣妹》是五年来再次有日本电影登陆中国院线。2011年，改编自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同名电影引进国内，票房惨败。要知道，村上春树被认为是中国小资文化的鼻祖，按照粉丝群体的追星逻辑，哪怕《挪威的森林》拍得再差，也应该有一个理想的票房才对。日本电影在中国进入冰河期很久了。

中国人曾对日本电影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1978年，《追捕》、《望乡》等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带来了一股观影狂潮，排队买票观看日本电影，成为老百姓文化生活中一项颇为时髦的事情。以电影为载体，日本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至今仍然停留在一带人的记忆中，并且在当下的生活中仍有痕迹留存。

现在看来，从《追捕》等片在中国的流行，可以看到政治因素对于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日本电影进入中国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追捕》等片是在“日本电影周”上首映的，而“日本电影周”的举办，又是在《中日友好条约》签订的基础上进行的，70年代末被形容为中国与日本的“蜜月期”，对日本的友好态度，在中国民间达到一个最高峰。按照我们的逻辑，不带批判态度地观看一个国家的电影，并由衷地接受电影所传递的价值信息，就是表现友好的良好方式之一。这种模式，曾在对待印度、巴基斯坦、南斯拉夫等国家电影身上重复过。

70年代末日本电影如此流行，还因为这些电影给中国社会吹进来一股新风。文革刚结束不久，经历了一场梦魇的人们，还未从动荡、惊恐、不安的情绪中走出来，从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寻找精神慰藉，一是不太容易找到，二是仍然带有一定风险。而日本电影作为引进品，不必承受许多附加因素，中国观众在借它们抒发感情、表达愿望时，是可以大胆进行的。

之所以说当年的日本电影清新，是因为这些电影可以大胆地叙述爱情，生动地制造偶像（如《追捕》中的高仓健饰演的硬汉杜丘），勇敢地面对社会问题（《望乡》讲述了妓女的日常生活）……这无形中满足了当时中国人渴望真实、追求情感交流、发现生活温馨一面的心理需求。这些日本电影如重磅炸弹，炸醒了多年来被压抑生活束缚的人们，中国人对当时日本电影的热爱，远远超出了电影所能承载的内容。

近4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待日本电影，仍然像当年一样，会带有诸多复杂的因素，并没法单一地去看待作为文化产品的作品本身。一定程度上，对待日本的态度，往往会映射到对待这个国家的影视产品身上。

在当下，日本正在成为中国人最爱去的旅游胜地之一。每逢节假日，前往日本的航班全部坐满。旅游与购物，成为日本对中国人最大的吸引力。去日本赏樱花，买马桶盖，住民宿，感叹日本社会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对待游客的友好，时不时地会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文章。

但在另一方面，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对日本抱有排斥的态度，他们批评热衷于去日本购物的游客，“XX天不购买，日本经济将崩溃”之类的帖子流行于朋友圈，每当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状况时，砸日本车的莫名冲动就会泛起。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如此分裂的态度来看待日本。

在这样的心态下，作为曾经的文化名片的日本电影，在中国失去大众吸引力，是一种必然。去日本旅游、购物，是实用主义心态，便宜，质量高，服务态度友好，是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日本电影再次参与中国市场竞争时，却失去了优势。

首先，排斥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观众，是不会去影院“赞助”的，这会使得日本片失去较为庞大的一个观众群。其次，商业片在中国大行其道，日本电影的清新特征，已经不是卖点，不再有吸引力。最后，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十分热闹地提供着各种偶像，制造着各种流行，电影里的情感，也无比地多元化，我们批判并享受着中国电影文化的繁荣与混乱，已经没有心思去琢磨日本电影还有什么优点，以及对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样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