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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反腐败的主轴与坐标
寻找反腐败的主轴与坐标
作者: 毛昭晖
 强势反腐成重要治理工具  

  两个反腐败的核心价值首次提出,凸显强势反腐将成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策略。

  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腐败之危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警示。从党的 17 大报告“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到胡锦涛在“ 18 大”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直至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可见,从腐败危及“党的生死存亡”到“甚至亡党亡国”,再到“必然亡党亡国”的清醒认识,明确地告诉我们,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危言耸听,故反腐败必须有“壮士断腕”之勇气。

  二是对腐败产生的根源,首次提出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论断,实事求是地从执政党自身的视角,反思执政党自身肌体不健康与腐败根源的关联性,蕴含着建设廉洁政治,实现政治清明,执政党自身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加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当然,从宣示到行动将会分步骤实施,第一个五年尤为关键。

  两类案件为查办的重中之重  

  在新的政治结构还未趋于稳定,政治生态呈现多样性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采取“先易后难”的反腐败策略,故惩防并举,注重“惩治”,必将成为当前反腐败战略之核心。与以往不同的是,两类腐败案件将成为案件查办的重中之重,实行有案必查,查则必办。

  一类是集体腐败、组织化腐败的案件。随着腐败群体应对反腐败的丢卒保车策略的常态化,腐败高位频发缓慢增长的态势未有根本改变,腐败黑数愈来越大。究其原因,忽略对组织化腐败的打击有很大的关系,决策腐败、立法腐败、吏治腐败和公共财政腐败是组织化腐败的表现形态,组织化腐败是强势利益集团之间交易与合谋的产物,打击强势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之首要策略应从“定点清除”转变到“连片剿灭”,只有这样才能铲断利益链,就像章鱼一样,断其触角是没用的。

  另一类是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系统打击金融领域腐败的策略与当前金融领域的政治格局、腐败危害有很大关系。从政治格局看,金融领域虽然是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的高危领域,但是在这一领域的利益博弈中,没有一个较为强势的集团能够完全掌控,故而金融领域的反腐阻力较小。从金融腐败危害看,金融腐败是导致国家经济政策发生扭曲和变异,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诱因,是破解经济领域腐败的治本之策。

  综上所述,惩治是最好的预防,通过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尤其是组织化腐败和金融腐败的惩戒,提振社会民众的反腐败信心,增强中央权威,减少反腐败制度建设的阻力,为下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扫清障碍,很有必要。

  防范地方新一轮政绩冲动带来的政治腐败  

  党的十八大后,尤其是 2013 年“两会”以后,地方新的领导班子形成,经济发展是政治升迁的经济基础,新一轮的政绩冲动必然带来投资冲动,而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间竞争进一步助长了政绩冲动。随着资金、资本和资源的汇集与交集,腐败高发的风险必然增大,尤其是决策类腐败、用人腐败可能易发多发。可以说,中央政府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前瞻性反腐败政策工具,有效抑制住地方大员的政绩冲动,新一轮腐败有可能席卷而来,这也将毁掉一批新上任的官员。与此同时,新旧领导班子的两种治理模式的碰撞与调整,导致出现类似“新官不理旧账”的诸多问题,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受到影响, “收益内化,成本外化”,或成为常态,公共管理的成本增大,其结果是社会矛盾激化,政府绩效降低。不言而喻,党的“ 18 大”以后,中央与地方许多官员均面临权力的调整和职位变化,在省部级领导班子确定后,提交“投名状”,寻找新的政治同盟,甚至出现政治献金等政治腐败行为或将显现,官场潜规则泛起,买官鬻爵类腐败行为可能大幅增长。而过去业已形成的政治反腐、危机反腐的路径依赖症又屏蔽对此类腐败案件的查办。因此,中央应加大对地方巡视的力度,全面监控干部选任,杜绝买官鬻爵类腐败行为。

  重点布防省级反腐

  为破除利益藩篱,反腐败战略应当立足于省级区划展开,实现反腐败中路突进。一方面,加大对省部级腐败官员案件查办的力度,有案必查,绝不放过一个省部级腐败官员。另一方面,在省级区划或者副省级城市推进新制度试水,加快反腐败制度推进的覆盖面和力度,如财产公示制度可以通过省级地方性法规加以实施。过去的反腐败实践证明,“自下而上”的反腐败改革易于出现内卷化,往往无疾而终。而“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改革往往宣示多于行动,就是出台制度,往往其核心价值也被利益博弈所过滤,最终可能无功而返。省级往往是中央与地方两股政治资源交集的地方,一权坐大的可能性较小,权力制衡色彩较为明显,故而反腐败阻力相对较小。同时地级市、县级腐败往往与省级关系密切,或为下层腐败的庇护伞,或为下层腐败的原动力,危害性极大。而新任领导班子相对不受过去原有利益集体的掣肘,在中央支持下,反腐败制度有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故通过省一级反腐败治理,必然能够盘活全国,打好开局。

  不可否认,反腐败需要务实,但绝不能被有限理性所左右。在当下,更需要的是壮士断腕之决然,回应民众,加快改革,行动重于宣示,应当是我们的选择。

  (文章节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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