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脱离现实

    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某种根本性的错误。

    尽管希望的微光不时闪烁(它们是与伊朗达成尝试性核协议以及与古巴实现迟到已久的关系缓和)，我们仍然深陷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它们的范围从与俄罗斯和中国等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紧张关系到在中东、南亚和非洲展开的实际作战行动。

    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历史性转变，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既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没有反映出这一点。我们在行事时，仿佛被我们强大的军力、帝国联盟以及自视的道德优越感授权去为“世界秩序”下定义一般。

    尽管这种错误观念可以上溯至二战的尾声，但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标志着自诩的“美国世纪”的开端。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并且现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权利或责任去对世界事务发号施令的想法导致了一系列的军事冒险行为。

    每一次，华盛顿都选择战争作为解决极其复杂的问题的答案，却忽视了这样做给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带来的深远影响。可是，真实的世界与驱使这种冲动的干涉主义的设想是极为不同的。

    定义当前危机的正是这种脱节。

    如何更好认识世界

    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调整对世界的认识呢？笔者想到了如下若干方面。

    首先，我们对中东冲突——以及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讲我们与俄罗斯在东欧的紧张关系以及与中国在东亚的紧张关系——的全神贯注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威胁全人类未来的最紧迫的危机上分散开来。气候变化和环境危险需要我们现在就进行应对，并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这同样适用于卷土重来的核战争危险。

    其次，超级大国的军事干涉主义和在遥远地方开战的做法更是加剧了冲突、恐怖和人类的苦难。在世界许多地方导致混乱、暴力和痛苦的根深蒂固的问题都没有短期的解决办法——特别是武力解决办法。

    第三，尽管任何限制暴力活动和缓和最紧迫问题的希望都取决于国际合作，但是那些往昔灾难性的有关势力范围的盘算仍然支配着主要大国的行为。我们对在任何大陆上的军事优势的不懈追求——包括通过联盟和代理人如北约——把世界按照我们心目中的利益划分为了“朋友”和“敌人”。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帝国式的激烈对抗并且不顾21世纪的共同利益。

    第四，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强国，但是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正在改变并导致如下国家和地区中心的兴起——这些中心不再受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框架的控制。在远离华盛顿、伦敦和柏林的地方，非正统的经济实力中心正在北京、新德里、开普敦和巴西利亚生根。

    我们妄想自己是伟大的，这一点除在外部世界造成问题外，还通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干涉主义在国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在社会保障网日益磨损、我们的基础设施日益衰败之际，我们仍然每年支付超过1万亿美元的军事相关开支。民主本身实际上已经运转不良了。

    但是，政府没有对这些日新月异的环境以及不断重复的军事失败进行反思，而是继续表现得好像美国仍然有实力统治和支配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确实，在中东政权不断崩塌的情况下，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在向约翰·博尔顿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等新保守主义者寻求建议，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仍然认为任何外交政策的困境都必须通过军事实力来解决。我们的领导人似乎忘了，正是由于听从了这些人的劝告，我们才导致了中东当前的政权垮台状况。战争仍然让他们感到兴奋，风险和后果仍然一文不名。

    我们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压根就没有“美国世纪”这回事。国际秩序不能仅靠一个超级大国维持。但是不用担心几个美国世纪这回事，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会比那些造成国家分裂并埋下战争长期隐患的人更认真地看待我们的共同利益，那么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明天。

    克服意识形态错觉

    任何试图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运动都必须克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错觉：即美国文化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文化都要优越。这种理念通常被称为“美国例外论”，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认为美国的政治(以及医学、技术、教育等等)比其他国家的都要高明。隐含在这一理念之中的是一种把美国的行事方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教般的欲望。

    认为自身文化或意识形态是“优越”的并非只有美国一家。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和美国同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别人。

    我们的“官方”军事预算超过了我们在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卫生与公众服务、教育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方面的总开支。9·11事件发生后，我们每小时花在“安全”方面的开支为7000万美元，而花在所有国内项目上的总开支为6200万美元。

    军事开支不但令社会项目支出相形见绌，它还在推动经济不平等状况。数百万贫困的劳动者被落得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在弗格森骚乱中得到突显并在全美都有所反映的长期问题是一种可怕的提醒——种族主义仍然在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家园。

    团结协作应对挑战

    为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而努力——让其摆脱“美国例外论”的自以为是——并不是要降低美国的巨大重要性。在我们滥用军事力量导致悲剧性后果的同时，相反地，美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和多面的。如果美国不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多数人民进行协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应对当今时代的巨大挑战。

    无论政府、政治、文化和信仰有何不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无疑被一些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些利益是否会变得足够强大以超越那些造成贪婪、冲突、战争和终极灾难的系统性压力？有许多历史——也不乏教条——都似乎支持着一种否定的答案。但是，极为紧迫的需求以及不断变化的现实或许会在一个更好的、但远不完美的世界中产生更加积极的结果。

    现在是变革的时候了，是所有心怀希望的人为一个更理智的世界作出最佳努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