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责怪戈尔巴乔夫，说他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有人怪罪于叶利钦，称之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有人认为，“8•19政变”的发动者才是罪魁祸首：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这些人获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即将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发动了这场政变。但是，它却给了叶利钦控制大局，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的机会。与前面的观点相比，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说法更具有反思性。他曾尖锐的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迄今为止，苏联解体的原因仍然是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基层党员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在其《苏联的最后一年》中曾这样描述： 1991年8月23日，当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部分工作人员离开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大批示威人群汇集在大楼的出口,“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显然，俄罗斯不缺血性男儿，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近2000万苏共党员，没有人为自己的党、为了自己的国家起而抗争？

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访学期间，李燕曾经对一些老党员提出一些问题：“苏联解体的时候，您在想什么？当时您不觉得遗憾吗？您没有觉得应该为了捍卫党、捍卫联盟而出去游行示威或者呼吁吗？”她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国家大事并不取决于老百姓，即便我们去抗议，又有谁听呢？”“当时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谁还顾得上那么多呢？”

在回顾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前提下，对于基层党员“远离”执政的共产党这一现象，并分析基层党组织与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关系时，从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角度，或者从基层党员的政治信仰、组织管理与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李燕做出如下判断。

1.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动员与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有过很多论述，他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基层党员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了迅速扩大。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在打退国内外敌人进攻、恢复战后生产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极大发挥，人们忘我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积极踊跃地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甚至在国家出现了“粮荒”，需要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与富农斗争的时刻，党员组成的“工作队”也成了农村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尽管当时很多“城里人”并不了解农民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根本不受农民欢迎，但是那些党员的的确确是怀着热情、十分忠诚地去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卫国战争的过程中，广大党员也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去与“富农”展开斗争，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英勇地保卫国家。

不过，列宁当初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先后顺序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可以畅所欲言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到组织决定，甚至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不悦的表情都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党的组织结构层级越来越鲜明，权力越来越集中，基层党员的主动性与民主参与权利已经越来越小。并且，党的领导干部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大，他们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官僚主义、打官腔几乎成为苏联各级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的工作技能。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曾经尝试过改革，但是苏共党的官僚结构还是以稳固的“金字塔”形状确定了下来。正如前述阿夫托尔哈诺夫在《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执掌国家命运与权力的是在塔尖上的政治局，以及由3万名党的书记构成的“书记集团”；几百万名党的干部组成的“委员会集团”享有或大或小的权力；而最下层的1600万名党员和候补党员并没有实权。事实上，广大基层党员的确对关乎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政治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在几十年间他们接受的组织纪律就是服从，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选择沉默，或一级一级地写信申诉，或在私下里表达不满。就此意义来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确给了基层党员以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几十年的惯性造就了基层党员的忍耐与服从，同时思想与言论一下子放开，以及对苏共领导人、苏共历史的否定又使得一些人脱离了共产党。在此情况下，不要说那些基层党员作为当事人并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这样几个关节点：“8•19事件”的失败意味着党就要被摧垮，“别拉韦日阴谋”是一个推倒联盟的历史事件，即便是当时能够明辨历史，认识到那是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也没有权力去左右高层政治家的决策。正因为如此，基层党员在当时更多的举动是沉默和服从。

2.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与党的清洗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的积极性，也打击了他们的政治信仰。对政治的失望乃至绝望，是部分基层党员不愿意支持自己的政党的主要思想原因

对苏共党员数量变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苏共历史上，有几个年头党员数量的变化比较明显：苏共党员总数在1917年10月达到35万人，1918年达到39万人，1919年回落到35万人；1921年达到73.3万人，1922年降到52.8万人，1924年再降到47.2万人，1925年又增加到80.2万人；1930年达到167.8万人，1934年再增加到270.1万人，到1939年又降低到230.7万人；1986年正式党员达到1828.9万人，1989年正式党员达到1897.6万人，到1991年正式党员的人数又降到1651.6万人。在这样的数字变化中，可以理清一些党的历史上的重大决策：1918～1919年的首次清党，1922～1923年的再次清党，使得1919年和1923～1924年党员人数大幅减少；1924年因列宁逝世而“号召青年入党”，1925年党员人数急剧增加；1939年党员比1934年减少近400万人，在这期间发生了党内最大规模和镇压和清洗；1986年正式党员与预备党员的总数首次超过1900万人，1989年正式党员接近1900万人，到1991年这个数字降到1651万人，在这期间党员大范围退党……几乎所有数字的变化都与苏共的“政治风向”紧密相关。

苏共历史上的清党，最初是为了清理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投机主义者（如1919年和1922年），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以党内斗争和混进苏维埃政权内部的“第五纵队”为主要目标。除了这些清洗之外，“消灭富农”、与“资产阶级工程师”斗争、揪出谋杀领导人的“医生集团”等斗争，也造成了大批党员被驱赶出境、被枪决、被流放、被强制迁移或劳动改造的情况。他们中间的确有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被西方国家买通的、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分子，以及破坏集体农庄的“富农”坏分子，但更多的人则是蒙冤受屈者，他们有的被“公开审判”后枪决，有的被秘密处死，家人不知所踪，还有的被判为劳改犯，在环境极其恶劣的劳改地病饿而死。还有一大部分人最终等来了平反，但回到家里才发现原来的家已经支离破碎，亲人甚至不知在哪里，或者家人很难接受这些因多年劳教而性格变得怪异的亲人……所有这些都是“党”带来的伤害。在揭开这些内幕时，有西方学者指出了“纠正”党的错误的三个重要年代：斯大林逝世后的5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8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个时间点则是苏联解体后奥兰多•费吉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这几个时间点。正是基于前述这样一些事实，斯大林的苏联被西方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了索尔仁尼琴以及萨哈罗夫那样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也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号召揭开历史“空白点”时，一段时间内收到极大效果，大批历史的、文学的著作纷纷登上媒体，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几乎被完全否定。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脱党、退党甚至脱离联盟的主张，似乎都与争取自由联系在一起。为了能够“自由地呼吸”，人们甚至在内心中希望这个“不民主的制度”毁掉，在这个制度的代表——苏联共产党垮台之时，有的人欢呼，有的人沉默，更多的人则表现出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

3.党的官员的腐败，使得基层党员群众不可能去捍卫一个由贪官与特权者掌握的政党和国家

从列宁时期起，苏共就对党的财务纪律，党费支出，党的干部所能享受的医疗、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确规定。在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明确，金钱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这是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换来的，不能随便使用。必须把金钱用于正确的地方。在那个时期，党的干部多半是没有金钱观念、没有家庭观念、“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者。当然，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也有部分特权。不过， 真正的特权阶级却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外汇等高档物品，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设置特殊座位等等，一个精英阶层就这样逐步“养成”了。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也不能根绝官员腐败现象。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更加拉大。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也清楚，不能用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代替党的形象，甚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苏共，但是当他们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还是有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腐败的、不能为民众谋利的执政党。

在我看来，李燕在《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研究》中的研究大体接近于事实。但是，她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表现出的惋惜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令人颇为不解。既然已经完全腐败的苏共在苏联已经人心尽失，那么，苏联的垮台，不正是苏共的自食其果吗？据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闻一的《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披露，列宁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就用军队武装征粮，导致1920年爆发了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列宁派出的军队镇压，1921年六七月份，竟然用窒息性毒气消灭农民起义。49天清剿之后，图哈切夫斯基7月16日向列宁汇报说，“到7月11日，21000名匪徒只剩下了1200名骑兵，有大批匪首被歼灭。”他承认，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以及地方上拙笨地，甚至是极为残酷地执行余粮征集。”1932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达到2800万（《俄罗斯通史（1917-1991）》198页）。据《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639页）披露，仅仅在1929-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死于古拉格和流放村的就达2749163人……

一个用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权，垮台的时候没有人为之抗争，不是自然的结果吗？作为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的反思或许更令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