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要了解日本的对外政策，就非常有必要先熟悉日本国内独特的政治生态和运作逻辑。

我们常说给中日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主要是一小撮右翼分子及政客。“一小撮”的判断并没有错，无论是二战以前的军国主义者，还是二战后的右翼分子，其占日本整体国民的数量都是微不足道的，都绝对是少数。可就是这部分少数人，一次次将日本推向万劫不复。我们不禁要问，这部分少数人究竟何德何能和神通广大，以至于能将大部分日本人绑架？长久以来，我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小撮人能够发难的政治社会根源。其实，大多数日本人也并非那样无辜，总是主动或被动地追随着这一小撮极端分子，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道是少数人规划设计的，路却是全体日本人走的。少数人的偏执极端，多数人的暧昧服从，最终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描述了日本人以知耻为德行之本的极端文化，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在文化的本源上是因为对名誉和尊严的过度推崇。

和日本接触的人们多少都有点神经错乱，一方面，个体的日本人常常给人以有礼貌、有修养、有文化的感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历史和现实又都充斥着暴力和偏执。

个体与团体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日本社会的组织文化和政治生态谈起。

日本人从小被灌输对团队和国家的忠诚，对长辈、前辈和领导的尊敬。团体或国家领头人的思想、意识往往决定了这个团体或整个国家的大方向，大部分日本人都仅仅是追随者，即便他们并不认可领头人选定的道路，他们也不会据理抗争，更少有公开挑战领头人权威的。他们大多不关心政治，但一旦政府做了决定，他们往往选择服从，被动地被卷入政治旋涡，承担潜在风险。如荣剑先生所言，“日本的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日本近百年来的几个重要关口，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批判精神，没有真正行使其独立的超越国家利益的历史责任”。

暧昧是日本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往好的说是模糊、模棱两可，往坏的说就是是非不分。日本的文明基因是有缺憾的，在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政治制度和礼仪，没有领悟中华文化有关中庸与“度”、自然与“道”以及人文主义的精髓，却将中华文明中尔虞我诈、权谋算计这样的糟粕发扬光大；在近代，日本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没有参透自由之精神，以及宗教伦理对于西方文明的意义，倒是将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发挥到了极致。因而，是非观念、自我反省在日本是稀缺的，凡事无所谓对错，只有成本效益的考虑和运气好坏的问题。而与之并行的羞耻感还很强，这更增加了认错的困难。

日本的政治向来极为封闭，家族门阀及师生传承是其推陈出新的主要途径，政治家都是专业户，普通民众很难企及。由于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军人干政频繁、民间极端力量强大，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鲜有强势的内阁，缺乏有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治决策常常受到军方强硬派、右翼团体及党派等极端势力的重大影响，甚至被它们所左右。面对军方或右翼的一些过激主张和动作，日本政府有时候顺水推舟，有时候半推半就，很少直接反对制止。

与大部分日本人的缄默和日本内阁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右翼和极端保守势力虽人数不多，但却“敢为天下先”，其活动能量极大、“参政议政”十分之踊跃、行事方式极为荒诞夸张。

近一百多年来，日本基本的国策方针就是在极端势力、内阁政府、民众三者间形成并互动，一遍遍重复极端。日本历史上很多大的举动通常是由军国主义分子或右翼势力这样的少数人率先发起，然后迫使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并制订极端政策，最后是日本广大民众的疯狂参与。自19世纪末到1945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及政策逻辑莫不如此。

不可否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始终是少数，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弱势和民众的抱团思维及服从意识，多数人的命运终被绑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例如，一战结束以后，日本内阁及军方一直试图谋求在中国东北的绝对优势，为此不惜和美国展开激烈斗争。不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国内的文官体系对日本军方还有一定的束缚，当然双方只是使用手段的区别。但当不到两万人的关东军冒险成功之后，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向军事解决一边倒的态势，日本政府及普通民众的胃口被急剧吊了起来，群起参与，一发不可收拾，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偷袭珍珠港，逐渐踏上了不归路。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进行了民主改革，然而，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以及日本政治社会传统的惯性使得日本的民主政治依然摆脱不了走极端的“窠臼”，搞政治的还是那些家族，还是那些派系，只不过稍微改换了门庭，这个圈子还是那样封闭，大多数日本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例如，战后日本34位内阁首相中，绝大多数不是前朝的显贵或旧军人，就是政治世家之后，最不济也是“松下政经塾”这样的出身，村山富市和菅直人可能是仅有的两个例外。可见，日本政治空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魂，选票及议会虽然代替了天皇的权威和军国体制，但政治模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至于日本的右翼，人数的确少了许多，但仍活动在风口浪尖，活跃非凡，在领土问题及历史问题上频频对周边国家发难。近年来，日本极右翼势力影响越来越大，民众对其的认可程度也快速攀升。2012年11月26日《读卖新闻》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谁最适合担任日本首相”的问卷中，第一位是自民党安倍晋三（29%），第二位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的石原慎太郎（22%）。而连现任首相安倍都公然宣称，“如果要将我称之为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这样叫吧”，一幅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情形不要说在冷战时期，即便是在几年前，都难以想象。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日本的民主政治尚未成熟，其缺乏西方民主社会中应有的正义和价值“底线”。

而日本“购岛”的闹剧再次印证了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图。实际上，鉴于中日间共同利益的广泛存在，日本野田内阁虽想从钓鱼岛上为自己找点儿支持率，但并不方便直接滋事，而中日间经济的相互依存也使得大部分日本民众不愿意看到中日对抗。而此时，日本有名的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棋手——石原慎太郎把这个事情炒作起来，正遂了日本政府的心愿。随后日本政府以防止石原“购岛”为名，维护中日关系为借口对钓鱼岛进行了“国有化”。在右翼分子的挑衅、煽动中，在日本政府的片面宣传、解读之下，大部分没有立场的日本人紧跟日本政府起舞，支持其“钓鱼岛没有争议”的谬论，反对者寥若晨星。

当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后，日本政界及社会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不过，反思的重点不在是否该“国有化”这样的是非问题上，而是探讨时机选择、外交沟通等技术性问题。即使自身利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诸多日本商界大佬，无论在事前，还是事后，也都没有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仅泛泛表示担心在华利益受损。这种表现与西方公司财团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当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国与中国关系处于危机之时，这些公司往往出于自身利益，会通过各种途径给其母国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政治游说。

如果说领土问题涉及主权，民族主义情绪牵涉其中，日本社会的集体失声还算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日本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行为着实让世界愕然，看来，民主的面纱之下，日本走极端的特性依旧。

日本老是抱怨中国、韩国等国揪着历史问题不放，可实际情况是日本不断有人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日本政府不断有人在该问题上制造事端，让中韩等国不得不和日本进行理论。更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日本政府在该问题上的自律和约束，日本民间的理性声音也日渐衰弱。近年来，诸如“大家都在干，日本当年不过是干了美英法等国都在干的事情”，“日本不过是运气差了一些，如果胜利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诸如这样荒诞的说法在日本愈发流行，照此趋势下去，日本离彻底否定侵略历史已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