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选手

1955年5月，李风诞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1963年，外交部开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以培养未来的外交人才为目标。为确保优秀生源，学校从北京3万名学生中，经考试最终选拔出160名学生，李风名列其中，专业是西班牙语。

在那个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然而，自小在外语学校学习的李风认为，中国终究有那么一天，会与世界各国正常交往，外语学习仍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人们经常能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在校园里边走边背外语，那个人便是李风。

机遇总会留给有所准备的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8年，李风顺利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专业。在人民大学，他如鱼得水，很快又成为了校园里的活跃分子。这一回，李风又改打排球了，他是人大排球队的主攻，而李风所在那一届排球队竟创人大历史地获得全国高校排球比赛的亚军。在学习上，李风在班里组织苏联经济改革研究会，结合苏联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改革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高校学校，既上课进行常规性的课程学习，又从事重大改革课题的研究，是当时一个特色，李风则是此中的积极参与者。

1981年底，李风面临着要做毕业论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学工业经济的李风此时思考：农村的乡镇企业该何去何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作为一个学生，他又没有调研的便利条件，于是，他找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希望获得支持，起码你得开个介绍信啊，否则我一个学生到基层做调研，谁来接待呢？

李风回忆说：“那个时候的政府部门也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他们也正想了解乡镇企业的情况，等于我来得正是时候，于是就接纳我代表农委进行专题调研。”

得到许可后的李风当即邀请了同样对此调研方向感兴趣的同学一起去了广东、四川和江苏，最后他们形成2万多字既可称为论文也可以称为专题报告的文稿。在递交到农委后，农委的领导十分认同，直接压缩成3000字内容，作为农委正式的专题报告，直送到当时最高决策机构。

大学毕业后，李风进入国家经济委员会企业局，成为了一名政策研究者，参与中国经济管理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推广工作。正是由于这段工作经历，让李风对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然而，李风始终感觉自己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始终在国内摸索实践，然而，发达国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供借鉴？带着这样的想法，1985年底，李风自费先后到日本和美国留学，学习工商管理。他要认识西方，了解中西方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放眼看世界

李风小时候就对艺术十分敏感和喜爱。北京有两个剧场，一个是经常演出芭蕾和歌剧的天桥剧场，一个是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小小年纪的李风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

李风说：“爱好总是伴随一生的，只喜欢个两三年，那不叫爱好。” 留学期间，李风作为一个穷学生，自然没有什么机会去看演出，但他发现国外的博物馆免费的，对他来说，无异于发现了新的宝藏。李风在日本和美国的7年，他一边学着专业知识，一边在艺术与历史的世界里流连忘返。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李风回到国内，参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筹备工作。“考虑到我哥也是中金公司的核心人员，两兄弟在一起不好”，李风解释了他后来离开中金公司的原因。李风的哥哥叫方风雷，时任中金公司副总裁，是中国资本界公认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阳光普照大地，但上帝却有偏爱。兄弟俩都这么出色，不得不让人心生羡慕。

李风同时期还兼职万科集团董事，他说因此“对中国房地产很熟悉”。在离开万科后，李风与日本上市公司“第一企划”合资成立了在中国的广告公司，李风是这家公司担任了10年的董事长。他开玩笑式地说：“又因此对营销和广告很熟悉”。再后来，李风将手持的广告公司的股份全部卖出。李风似乎心不在焉，志趣不在此上。

李风早年留学的日本和美国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个是代表亚洲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整个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此时李风希望再多看看欧洲的情况，以丰富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样的动机与他当年从国家经委辞职选择出国留学的想法可谓如出一辙。在2000年后，李风频繁出入欧洲。

此时，李风内心深处对于艺术的热情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他看歌剧、听音乐会、参观各类博物馆，查阅书籍，请教专家，如饥似渴，如沐春风。在他对欧洲的艺术进行了多次的重点考察后，李风自称的一个“世纪之问”涌上心头，那就是，为什么从日本到美国到欧洲，发达的国家的艺术都发达？究竟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什么关系？

李风前后4次前往文艺复兴的起源地佛罗伦萨探秘。在考察文艺复兴历史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在这场伟大的运动的背后，一个最重要的推手竟然是一个 “美第奇家族”。在艺术史上，可以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是公论。“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重要的赞助人和推动者。

在经过多次的考察和深度思考后，李风认为，艺术和科技的核心价值，其实是一样的，即创造性劳动。在艺术普及和发达的环境下，社会对于创造性劳动会采取普遍尊重、重视、偏好、爱护和保护的态度，也正是因为创造性的劳动才最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李风说：“创造性的劳动恰恰是中国当前所缺乏的，而创造性的劳动的土壤则是艺术，艺术从来不会去抄袭和模仿，它只会不断地去创新。一个不重视艺术的国家，是不可能在基础科学和科技进步方面具有领先能力的。”

在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李风几乎在一刹那间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如同一个精灵在眼前滑过又瞬间被抓住一样。他想，过去我们总以为艺术的推广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但是谁能想到意大利的一个家族也能对艺术具有这么大的推动作用？我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我也愿此生定要把艺术在中国的推广与传播作为己任。

致力于乡村音乐教育

李风有多年的商业实践的经验，他经仔细思考，选择了以成立公益机构方式进行艺术推广。他认为公益机构一方面筹措资金，一方面又做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将所筹措的资金用在艺术推广上。

考察、交流学习、筹划、募集资金、聚拢社会资源，十年磨一剑。到2013年，李风终于成立了自己的荷风艺术基金会，并定位乡村艺术教育公益事业。

2013年3月，李风请来中央芭蕾舞团、北京舞蹈学院等等艺术院校和机构做外援，在河北保定安新县端村，开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村儿童芭蕾舞培训中心，随后，他又在端村小学陆续组织了话剧团、合唱团、管弦乐团、美术班，进行全科艺术课程教育，开创了中国乡村艺术教育的先河，被称为“端村模式”。

李风拿出了一张照片，名字叫《田埂上的芭蕾》。这张照片曾经感动了许多人：即使只是一片田埂，也阻挡不了孩子们对于艺术的向往。

“可是，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动用了那么多资源，请了那么多老师，却仍只有较少的孩子接受到了艺术的教育，中国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域共有6000万个在校的乡村少年儿童，我又何时让他们都能普惠式地接触到艺术的启蒙与教育？我离这个目标太远了！” 李风说。

焦急之余，李风想到了多年前了解到的“柯达依音乐教学法”。柯达伊是匈牙利人，是个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在柯达依看来，唱歌是最好的音乐教育，他于是致力于推广简单易行的合唱方式。李风认为“柯达依音乐教学法”非常实用，唱歌训练无论在都市乡镇，或偏远的地区，都可以实施。

李风以他从商的经验和思维，想到了一个实施“柯达依音乐教学法”投入产出比的有效方案，即对乡村老师进行大规模培训，然后让这些老师回到乡村，再转而对孩子们进行艺术教学。

可是，以6000万学生为目标的师资培训是不是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李风为此又找到音乐教育的机构的权威进行咨询，结果，他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个合唱指挥，零基础，最快5天就可以出师。也就是说，短期培训可以解决难题。

循着这一路径，李风随后又开设了美术老师的培训。

李风算了一笔账：如果培训了1万名老师，每个老师一生之中至少能带1000个学生，那么简单算来不就可以覆盖1000万学生？

“荷风至今已有10年，目前纳入荷风艺术培训计划的已有600万乡村孩子，可以说完成了 1/10的目标”，李风说，“现在我们正在制作线上课程，让名师录制好内容，用这种方法又能快速地孵化培训出更多的老师。”

今年68岁的李风说，现在自己有种紧迫感，“争取在自己还能折腾得动的时候，在5到10年之内吧，把最基本的艺术教育覆盖到全国70%以上的农村地区去。”

有些人可能生下来就带着上天的使命。从李风前半生的履历来看，他所有的经历似乎都是为现在从事的艺术教育公益事业做积累和储备：他学外语，是为了更好地看世界，他拉小提琴，听歌剧，以研究工业经济的视角去看农村的乡镇工业，用商业上积累和运营方法来做公益，等等，所有的一切，最后都完美地落在了他现在从事的乡村艺术教育的事业上。

李风个性特征也很适合于做公益，他谦逊温和，为人真诚，很容易亲近。他少年时读书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前后存续了20多年，培养了3000名学生，他是校友会的总干事，与此同时，李风还是中国人民大学77级和78年校友会的总召集人。不是有钱就可以做好公益的，做公益同时需要丰富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众人拾柴火焰高，李风一个人就能链接许多人。

李风说“让中国6000万个乡村孩子能接受到艺术教育”，这话说出来也是掷地有声的，他正一步步地接近这个目标。#新三届讲堂#

         编辑   张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