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山壁是同代人。《百姓旧事》有一个副标题：“20世纪40-60年代往事记忆”，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都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大时代的气息是相通的，个人的生活实境却不尽相同。山壁的经历多在农村，我的经历在城市和部队。山壁笔下的往事许多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新鲜的感觉之外，作者超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全书或以人事或以物态分为小节，由一人一事一物推开，牵连勾错，枝蔓横生，呈现了回忆的自然状态，又在散漫中凝聚着深深的怀恋。这些记忆朴实真切，富有质感，所述人和事或粗糙或细腻，保持着原生状态，历历如在眼前，而读后使我浮想联翩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大时代大事件中的小细节。

　　《华庄借地》写上世纪60年代农民自留地与生产队的矛盾，社队干部想从肥料入手管住自留地，“决定取消一家一户的茅坑，改为公共厕所，统一管理。社员们自有办法，家里填了茅坑，就改用尿缸。白天攒着，黎明跳到自留地里。一时间，天天黎明挑尿缸的人排成队，像赶集赶会一样”。《吃派饭》写当年农村的干群关系，“老实巴交的农民有时也会看人下菜碟。他们看人，不是看职务的高低、职业的长短，而是看人品的好坏”。造反派押着县委书记何耀明全县游斗，到一户农家吃派饭，“这位老大爷表面嘻嘻哈哈，可是心里有数。开饭吃面条，他把造反派让到上房坐下，每只碗里加了一撮盐，齁得他们直咧嘴。而把何耀明推到门外，说走资派靠边站，端碗到院里吃去。何耀明一挑筷子，下边卧着四个荷包蛋，眼泪‘唰’地流下来了”。那个特定年代农民的生存形态和人心向背，在这样的细节中鲜活起来，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是这本书的另一亮点。孟铁匠，乔木匠，盲流大林，种烟妇黄金叶，放鹰的齐安，小戏班主马三……他们同沐在大时代的风雨中，却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显示着各自的精彩，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他们斑斓多姿的人生故事与作者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使作者从童年起对于底层生活的多样性就有着具体生动的认识。作者多年以后的记述并不止于唤醒昔日的忆念，应该还有更多的思索，也许试图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探寻人性深处的奥秘吧。《珍姨的等待》就很有代表性。一个小商贩的女儿，土改时嫁到贫农家，新婚不久丈夫参了军，此后的她作为妇女主任，一直享受着先是军属后是烈属的荣光和待遇。四十年后，来自台湾的一封信，惊破了她平静的长梦：她的丈夫当年在金门战役中被部队报了牺牲，其实并没有死，受伤后漂到对岸，被迫穿上了国民党军服，却也没有再婚，直到两岸关系松动才辗转捎来音信。从习惯了人前荣耀跌落到无地自容的难堪，珍姨无法接受现实的落差，内心的煎熬使她精神恍惚哭笑无常，在对岸的丈夫回家探亲前夕，撒手离开了人世。珍姨的悲剧有着太多社会的伦理的内容，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珍姨的命运只做简单的概念化解释，他在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头绪中，记下一个家常细节：“珍姨还有一个洁癖，井上挑水回来，只吃前边桶里的水，后边桶里的洗衣服浇花，害怕从身上发出的气味污染。”这个细节看似不经意，几乎有着操控命运的潜在力量，珍姨在生活断裂之后的心理状态，由此可以悬想端倪。

　　人的记忆实在是很奇特的行为。你费尽心机千方百计要记下的，未必能抵挡得住时间的淘洗。你当年并不刻意铭记的，也许会在多年后不经意间浮上心头或闯入梦中。记忆自然是情感浇灌的果实，细节的记忆尤其需要对生活的真诚与热情。而现实是往事的继承者和审判者，我们的记忆又经受着现实观念的改编。在非白即黑、简单粗暴的观念主导下，曾经丰富多样的历史，会成为失实变形、缺乏质感的记忆；在“三人成虎”的强势舆论影响下，独特生动的个人记忆，会成为千人一面的大众脸。在许多冠以“回忆录”的文字中，生活的本来面目变成了“应该的”模样。回忆录作者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当记忆不能为现有观念所理解时，是选择删除、改写还是保留？《百姓旧事》的作者面对复杂纠结、难以言说的往事，抱持对历史的尊重，不躲闪，不隐讳，秉笔直书，常“隐去作者的观点，完全由事实、数字说话”，由此，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记忆的原貌，使得读者能够在阅读中品尝出生活本来具有的真趣。这样的文字才称得起亲身经历者的回忆。这样的阅读是痛快的，也是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