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

　　我觉得任何一部作品不可能单一一部就与所有观众作沟通，我认为这是长期的工作，对我来讲这是尝试的第一步。《台北上午零时》其实是我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的第三部，当时为什么叫第三部？我想原因是，第一，我个人跟这个剧本的情感比较接触，因为它写的是1960年代，一群年轻人从乡下到城市工作的故事，一直到他们中年。我也是1960年代从乡下到台北工作之一。那个时候的人，从乡下到台北来，你会认识跟你同样一个命运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好，或者互相帮忙的感情也好，或者是道义相通的感情也很好。那个时候，让我非常眷恋。我想起以前我们三四个人住在宿舍里面，暗暗的喜欢楼下卖东西的女生，当一个朋友说他追女生的时候，所有人就会放弃，这是道义，本能就会这样子。即便是他们分手了，我要去追她，都不太好意思。甚至还要想办法帮他去追。当然，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坎坷，因为每个人怀抱着同样单纯的愿望，所以很有力气在这边活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吴念真

　　到了一个年纪，再回顾那段岁月，非常的甜美，虽然那时候很辛苦。但是回顾那一段岁月非常甜蜜，甚至有时候一群人坐在一起聊天，很多人的背景是大老板，觉得如果没有经过那一阵子的磨炼，说不定我们的人生也不是这样的。

吴念真

　　后来我几度到大陆来，在城市里面也发现，其实虽然大陆经济发展比台湾晚了几年，但是在大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京也一样，来自其他省份的、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地方求学或者工作，我想就像我们当时一样，怀抱着一种很单纯的希望，只希望能够改变家里的一些经济，自然就希望在这座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这个好象看到年轻的自己。这样的题材和你们所存在的情感应该在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应该会理解的。当他们想说要不要把舞台剧拿到大陆演的时候，我第一个挑的就是这个题材。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舞台剧到大陆来演，因为我的舞台剧非常多的是闽南语，台湾本地的方言。后来他们希望来演的时候，就变成我要把剧本重新写一遍，把原来闽南语的部分重新改为普通话。在改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好象是重新回顾一次创作的过程，或者是重新回顾一下当年的青春，还是很感动。

吴念真

　　是相同的，只是年代不同而已，但是某种精神实质是一样的。

吴念真

　　我觉得任何一部作品不可能单一一部就与所有观众作沟通，我认为这是长期的工作，对我来讲这是尝试的第一步。《台北上午零时》其实是我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的第三部，当时为什么叫第三部？我想原因是，第一，我个人跟这个剧本的情感比较接触，因为它写的是1960年代，一群年轻人从乡下到城市工作的故事，一直到他们中年。我也是1960年代从乡下到台北工作之一。那个时候的人，从乡下到台北来，你会认识跟你同样一个命运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好，或者互相帮忙的感情也好，或者是道义相通的感情也很好。那个时候，让我非常眷恋。我想起以前我们三四个人住在宿舍里面，暗暗的喜欢楼下卖东西的女生，当一个朋友说他追女生的时候，所有人就会放弃，这是道义，本能就会这样子。即便是他们分手了，我要去追她，都不太好意思。甚至还要想办法帮他去追。当然，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坎坷，因为每个人怀抱着同样单纯的愿望，所以很有力气在这边活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吴念真

　　到了一个年纪，再回顾那段岁月，非常的甜美，虽然那时候很辛苦。但是回顾那一段岁月非常甜蜜，甚至有时候一群人坐在一起聊天，很多人的背景是大老板，觉得如果没有经过那一阵子的磨炼，说不定我们的人生也不是这样的。

吴念真

　　后来我几度到大陆来，在城市里面也发现，其实虽然大陆经济发展比台湾晚了几年，但是在大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京也一样，来自其他省份的、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地方求学或者工作，我想就像我们当时一样，怀抱着一种很单纯的希望，只希望能够改变家里的一些经济，自然就希望在这座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这个好象看到年轻的自己。这样的题材和你们所存在的情感应该在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应该会理解的。当他们想说要不要把舞台剧拿到大陆演的时候，我第一个挑的就是这个题材。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舞台剧到大陆来演，因为我的舞台剧非常多的是闽南语，台湾本地的方言。后来他们希望来演的时候，就变成我要把剧本重新写一遍，把原来闽南语的部分重新改为普通话。在改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好象是重新回顾一次创作的过程，或者是重新回顾一下当年的青春，还是很感动。

吴念真

　　是相同的，只是年代不同而已，但是某种精神实质是一样的。

吴念真

　　好像都有，年龄层蛮复杂，跟台湾的观众一样，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我不知道以前大陆的演出会不会是这样的习惯，就是发问卷。我们发问卷，希望他们告诉我们，缺点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或者是作为参考的东西。我们发了，他们很认真的填了。这两场过去，他们的满意度还都不错。有些观众甚至看到我们当初放在戏里面非常细微的东西，他们能看到，让我挺感动的。

吴念真

　　我有一个小小的广告公司在上海，他们接了很多大陆的商品。我也过来拍过几个大陆商品的广告。以前不敢，因为我对大陆消费者不理解，商品要卖给那一群人，就要理解那一群人在想什么，他们迫切需要什么，整个社会的状态、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不懂，所以那时候不太敢接那样的广告。后来，慢慢比较理解了之后，就比较敢来。所谓的理解，是透过更多的影像作品，可以被细致地理解。我们以前在台湾理解大陆是透过新闻或者电视新闻。但是，我一直认为，相隔两地要真正理解，是要理解生活，生活上的细节被理解了，才真的被理解了。近年来，我常常通过微博看一般的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好像就对这个地方就比较理解了。就会由于工作的问题会常来。几年前他们想出一本我在台湾发行的书，我还跟出版社讲，你不要发了，这会亏本。因为我写的东西是台湾的事情，大陆的朋友可能不会理解那样的情感，他们说不会，事实判断，那本书在大陆还卖得不错。
　　这给我一种感觉，不管怎么样，某些人的基本情感是一样的，何况两个地方，虽然有点分割，但基本是同人同种的，那样的情感是在的。最近这一两年来的频率比较高，大部分是工作。

吴念真

　　当然有，就像很多人问我对北京的感觉怎么样，对北京的改变有什么感触。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细节，因为都是间隔几年这样地来。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90年，我记得1990年来的时候，我只待了一天。早上十点钟，我雇了一部计程车，跑到下午四点钟，跑了非常多的地方，天安门，长城，等等。现在我如果同样的时间雇一部计程车这样跑，大概跑不了多少地方，因为交通状况已经不一样。就像1990年来，在北京可以参观到一些不同于一般城市的氛围，房子的颜色，小胡同里面冒着烟，还有自行车。而现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大城市没什么两样了，建筑甚至还要比全世界其他的地方还要更新。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城市改变，就像舞台剧里所描述一样的，城市的改变，对某些人来讲意义并不大，他记住这个城市，是因为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些人记在心里面，这个城市的改变就像一个布景的更换而已，没有什么意义。
　　这几年，两岸的交流中，有一点比较好是双方影像的交换，小说、杂志的流通都非常便利。所以，有时候看到除微博之外，还有书、杂志等等东西，可以让人理解更多的东西。比如我接触大陆做NGO，做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他们提出了一些报告，我看了都很感动。其实在大陆的某些我们所眼见的事情之外，有些地方有些事，有些人在认真处理，在认真做这些事情。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记者，好像是一个记者，他组织了一个协会，叫“大爱倾城”，我看了很感动，因为他在帮助那些尘肺症的病友。我父亲是个矿工，他老的时候，有尘肺症状，后来死于那个症状。我有事没事就会跑到“大爱倾城”那边看一看，他们最近做了什么，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帮忙的，我们能够帮忙的就是捐一点钱。有一次我还写一封信跟他们抱怨说，你们捐款的方式要顾及到外地，因为外地捐钱不容易，因为台湾捐钱是用信用卡，直接刷就好了。而大陆不行，大陆是用支付宝，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支付宝，我还要跑过去问人家支付宝是什么东西，问半天，后来上海的朋友直接帮我汇钱，就比较快了。通过这样一个小事，我觉得我自己在大陆，已经在慢慢接触到一些更细微的东西了。

吴念真

　　西安。一个城市如果过度现代化，其实和别的城市没有什么不一样。西安，当然有很多现代化的事物，但起码某些古老的感觉还在，特别是那里的城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旅游景点。我非常悠闲地把城墙全部走完了，感觉你好象回到唐朝那样的感觉。有一个朋友，当时脱口而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觉得历史的某些氛围就在眼前凸显了，蛮奇妙的。

吴念真

　　故乡，应该这样讲，每个人对故乡的解释不同。我对故乡的解释是说，人格跟性格所形成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人和人的对待方式，对你的影响非常大。你如果对那个地方充满情感，其实那个地方的人和人相处的方式，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话，那个故乡就无可期待。比如有时候有些人问我，你曾经在一个晚会上讲，我即便在台北已经待了四十几年，我对台北这座城市毫无感情，对我来讲只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就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的故乡是一个矿村，工作非常的危险，随时有人在死亡。所以，人和人之间是互相帮忙的，这是一定的事。你家有灾难，一群来帮忙。当你家男主人不在的时候，你家的事是全村子的人来帮忙。全村子的人，我们不会叫李先生、王先生，都是以叔叔、伯伯这样的称呼，基本上全村三四百户，从某些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大家庭。那样美好的人和人的关系，当你离开那个地方，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时候，就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取代那个地方。对我来讲，那个地方是你的心和情感丢在那边的那个地方。当然，还有朋友跟我讲，有些人的故乡并不是那么美好，并不一定像我讲的那样美好。我说好吧，有一个新的解释。故乡，有一次我帮一个公司拍了一个小小的广告，后来我说“心之所在，就是故乡”。你心放最多的地方，永远最难弄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你现在整个人从山西到北京来工作，山西那个地方并不让你满意，甚至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并没有好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感觉你反而在北京找到了，北京就可能是你的故乡了。

吴念真

我觉得人因为生活，因为各种历史事件，逼使人必须做那样的转换。我今年年中的时候，演《人间条件》第六集，有一天和儿子聊天，我儿子学戏剧的，他开玩笑说，爸，我帮你把《人间条件》第七集的故事都想好了。我说你要写什么？他说写台商，台湾到大陆工作的那些台商，我说为什么呢？他提出一个概念，吓我一跳，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你想想看1949年400万人从大陆这个地方到台湾去，异乡就真的变为他们的故乡了。他们很多人朝朝幕幕一直想回来。有些人老去之前都没有机会回来过。谁知道在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几百万人到大陆来的，也是在这边一待三四十年这样的，又是另外一次的大迁移，又是另外一次的异乡变故乡。对我来讲，从这种角度看流动我觉得是有意思的。这中间有很多对新的前途的期待，另外一种是因为历史的转变之下的无奈，这都有这种可能。

吴念真

我觉得是必然，当两岸开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再限制这样交流是好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透过最平常的电视节目，透过戏剧的呈现，如果戏剧里面能呈现真的生活的小例子，呈现生活的真实貌，两岸遥远的就可以了解彼此。

吴念真

那是蠢蛋讲的话，干吗要相信它。我的意思是，电视尤其综艺节目某些东西，你要看谁讲这些内容。当网络上一个人骂你的时候，你在意吗？你都不知道他是谁，说不定是蠢蛋，说不定是心里不平衡在骂你，你在意这个东西干什么。特别是在现在，媒体那么多，任何人都可以上电视乱讲话。如果是一个完全不理解某些地方就随口乱说的人讲一句话，你不必在意。我也看到这个报道，我同样也看到一些大陆人的反应是，台湾人才穷呢。大家都误会了，所谓“茶叶蛋”的话只是一个人讲的，只是他。我觉得，这是沟通进行中，还没有完全沟通透时，会发生的误会，这是必然，没有必要在意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无论是电视节目也好，电影也好，作品也好等等这些东西的交换，其实那样的理解是最有效的理解。就像我刚才讲，理解这些才理解生活。我举一个例子讲，比如我去国外，影展的时候去国外，我今天没有那么多的视片要参加，今天我最想去他们传统的市场，就是买菜的地方。你看看他们在买什么菜，他们在卖什么。你才知道他们食物的方式是什么，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是什么，一个老太太可能买一大堆番茄，你在旁边想她中午做什么吃。你到那边去，包括一磅的牛肉多少钱，一件牛仔裤多少钱，你就知道他们一天生活每日所需大概多少钱，你就大概可以猜到他们的收入、税和生活费用到底多少。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对生活的理解。那种理解才是真正的沟通。

吴念真

也是呀，前一阵子在上海拍片，旁边就是超级市场，我就去看。看餐厅的价格，去超级市场看洗发水等多少钱，然后问年轻人说你们上班多少钱，我一听，天呀，你这样是不够用了。结果又担忧，这边的遭遇和台湾年轻朋友一模一样呀。其实在大陆很多物价比台湾的贵，后来我吓了一跳。你会慢慢了解到他们下一代年轻人，如果在城市过日子的话，如果不是家庭给他们帮忙的话，日子会过得非常拮据，会非常的辛苦。我透过这样一些东西去理解，而没有办法透过经济学报等等东西讲这些东西，经济又增长百分之几，那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我只看百姓一般人的生活状态。

吴念真

当然不同了，台湾经济发展比较先，我们的生活改善比较早一点点。到我们这一代，辛苦了蛮多年。希望下一代不要像我们这一代这么辛苦吧。所以，给他们的照顾等什么东西都比较好一点。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任何挫折，没有任何什么东西，物质供应太充分一点点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上学，以前我们上大学，考试录取率方面，每个人拼得要死。他们没有，他们自动上上学，录取率是80%几，满街的大学生。所以人生的过程中，他们对于挫折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当他们大学毕业去面对社会的时候，那种挫折感才来。之前由于没有受挫折的训练，一旦挫折感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无法面对。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草莓族”，一碰就烂掉。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角度。同样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更惨的地方是，我们那一代，台湾基本上是封闭的，你在这个岛上竞争，稍微出人头地，就可以占领位置。现在他们面临的位置，不光是台湾的，还包括对岸，甚至包括全世界。他们要在这个社会存活，甚至有点发展的话，他们要比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吴念真

是，尤其是在座谈会，大学生提出问题的深度，我觉得是认真的，理解你之后去问的。在台湾，也许爱之深责之切，我觉得，他们有时候问题问得很随便，很多东西对你不是很理解，就随手而问，对他来讲只是问，并不是深切地想得到某些疑惑的解答，就是问一下就好玩了。在大陆上他们提问的东西是很认真的，基本上他阅读过你某些东西，甚至可以找到你作品里面的改变的东西来问你。
再有就是大陆的朋友写信给你，某些方面的用词方面，在内容上，我看到他们用得比较深的那种底蕴，也许在大陆人那么多，大家竞争很激烈，要让自己更优秀一点。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前年我在政治大学当了半年的驻校艺术家，他们希望我有一个编剧的特别训练班，我说只要12人，太多就没有意义。全校的校友、教授、学生都可以投稿，他们来筛选，最后把一百多个人给我，选出12个人。后来我发现，里面的陆生比例很大，写出来的东西很好的都是陆生。有一个大陆学生就非常好，我希望能见到这个人，希望他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就留下来。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上海人吗？他说是。我说你写东西很像王安忆，他说，哦，王安忆是他的硕士指导教授。这个女生在台湾三年多，她把台湾的主要文学奖全部拿光了。那个时候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全台湾的孩子们，说未来竞争上面，你已经落后一大步了，你要跟紧人家一点点。
我讲这样的例子，实际上是想让台湾的孩子们，更努力一点点。就像我刚才讲，他们没有挫折感，在念大学的过程中，他没有理解挫折是什么，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朝我想象的那样走。错了，出去之后，才知道不，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朝你的样子来走。我们这代人比较好一点，十几岁就开始在尝试挫折。

吴念真

这很难说，应该说每个人的偏爱不一样，比如一个人描述一个人的生活面是什么东西，甚至你描述学生，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多，提到自己学校某些东西，学生写的东西差不多，但是看待的点不一样，代表了他的视角跟人家不一样，或者他解释的方式跟人家不一样，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这代表这个孩子的天分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吴念真

您还是要给予这种交流一些时间，现在交流只是刚开始，现在陆生到台湾会越来越多，台湾的学生也陆陆续续到大陆来。经过一个长时期，彼此这边看这边，那边看那边，他们自然会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向。所以，现在我们担忧的是政治意见不一样的东西，就留给下一代去解决，因为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方法。因为这么接近，所以他会更充分了解，不能像我们这样。我们是在四五十岁才开始去接触到，有机会开始接触到这块土地了，才开始接触到这里的人。我记得1980年代，两地都没有开放，我们见面通常是在国外，跟大陆的导演。有时候每次一碰到一起聊天，一聊都不睡觉的，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想赶快知道对方现在出了什么事，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你们经历过什么。比如我们知道张艺谋经历过文革。举个例子，当他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走出门外，他知道这个地方的天空原来是有颜色的，这形容多好。我们都期望在很短的时间去试图理解对方，因为毕竟是同人同种，急切想理解彼此，这是一种本能。现在交往越来越密集的时候，这种理解就会多了。

吴念真

倒还好，我一直觉得比较起大陆的作家，我真的没有资格写大陆的东西，因为他们更理解百姓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对于台湾，我算是比较理解吧。比如说，那么多年目睹台湾的改变，这一两年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比较承认自己要退出来了，因为新的时代已经上来了。特别是去年，台湾的长辈们都已经非常挫折了，年轻的一代人起来了，他们透过新的方式、新的思维在主导整个社会的改变。

吴念真

对我来讲，我从影到现在从来没有想到舞台剧可以到这边来演的，我的舞台剧里面都是很多生活细节，我真的希望大陆观众可以看到这个舞台剧里面的某些生活细节，就知道说其实台湾在早年他们经过那么辛苦的岁月。吴念真好像现在就是天天写文章，看了这个舞台剧之后，你就会了解我年轻的时候很可怜，年轻的时候当学徒被打来打去骂来骂去的，真的很惨。但是，到时候会释然，原来我们经过同样的坎坷才有现在的模样。其实后来发现，这些人脑袋里面存着竟然是同样的希望，存在着某种同样的希望，这种希望就是我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我希望我能在这个社会上光明和坦荡立足。如果这样理解，我们是不是比较能够真的去互相沟通，那才是真的沟通。

吴念真

那当然不一定。故事有几千几百种，比如爱情故事，有时候是牺牲、奉献这方面，有时是太相信爱情本身而忽略爱情必须承担的责任，都有可能是故事。现在很多人说爱情有时候蛮可笑，计算我对你好的时候你要对我好，其实我对你好是自我认定我对你好，其实他没有感受到你对我好等等都在计算和比较，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类型的爱情故事上面的一种题材吧。苦难，困顿，并不是故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

吴念真

其实有很多人比我更会讲故事。讲故事是我的工作，比如我以前写剧本，我写了八九十个电影剧本，我必须和老板讲故事，老板有几千几百种，有的是黑社会老大，他们听故事的方法都不一样，你必须用他可以懂的方法去告诉他。有时候是要讲故事给导演听，给侯孝贤、杨德昌听，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讲法了，因为这些人只要点到几个点他们就可以有他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这样说好了，对某些人来讲，故事必须细节到足够他们才懂，有些人你细节足够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给人更多想象空间。所以，你只点到两三点，他可能想到更多。面对不同的人去讲故事，一定有不同的方法。也许人家说我比较会讲故事是因为我知道应该跟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故事，跟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跟他们讲。比如我拍非常多的广告，广告商有几千几百种，从感冒药到老人吃的保护膝盖的，到工人要喝的饮料，你必须理解这一群人，你应该用什么语言跟他们说他们才能接受。对我来讲，你讲了我都可以接受，代表你很会讲故事，其实不是，应该是说，我对我要跟谁讲故事这一群人，我会先去理解。

吴念真

还好。我都希望把每个此刻要讲给别人听的故事尽量讲好，真的是这样。对于过去讲掉的故事或者什么东西，也许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就像一本书，我一本书里面很多的故事，每个喜欢的人都不太一样。

吴念真

我应该感谢我父母，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要感谢我的小学老师，因为他对我写作上一直有非常大的期望，他信任我，包括把我写的文章拿到报纸上投稿。我更感谢一个人就是台湾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我当时只是大学生，他看过我写过一个剧本，就找我去上班，让我进了电影工作，做了我曾经最喜欢的一个工作。

吴念真

不讲太太容易被骂，太太吧，把家照顾的很好。此外，我最在意的是朋友，我觉得我人生里面最富足的就是朋友，我的朋友真的是三教九流都有，从最大的流氓，到一般人，到社会现在可能是很有钱的人，很大的企业家，甚至政治人物，从年轻到现在已经是朋友，彼此之间互相争辩过什么，互相帮忙过什么等等，我觉得蛮好。到现在年纪比较大了，这一群人不管大家政治倾向，大家会想一起来做一件事，我觉得这样做蛮好的。

吴念真

奇怪，这几年还好，我反而是喜欢早年的电影，以前都没有接触过大陆电影，1985年在香港第一次一整批看大陆电影的时候，觉得好棒啊，大陆电影真好看。描述了很多市民生活的，像《如意》等等，包括稍有企图的电影，《黑豹事件》等等。后来看到新导演的新戏，看到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几年其实也许年纪大了吧，或者那些电影不是拍给我们这种年纪的人看的。

吴念真

对，那是第一次透过大银幕看的。近年来，大陆一些很流行的电影，或者很畅销的电影，我觉得感觉不是很好看的。所以，看一看也就走出来了，我觉得那不是给我看的。
我最近想看的电影是《推拿》，我知道他的拍摄对象，我想去看看，因为蛮困难的，那个导演都是费了很大的劲，因为我拍过那一类的，真的很难。会很想看。其他的有时候看一看，或者是先前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是刚好有一天半天休息的时候，晚上就要回来，跑去看《归来》，《归来》不错，书看过了，所以，也觉得有一点空空的。前一阵子，其实我在大陆都有跑去看电影的。只是觉得有些电影不是给我看的，不是给我这种年纪的人看的。

吴念真

电影很多元的，它没有说我拍这个电影是给谁看的，我认为拍电影不要区分艺术和商业，你认为电影是这样拍你就去拍吧，这牵涉到自己的态度和对电影的看法。我没有特别的，只是我很清楚有些电影不是给我看的。比如我不愿意看好莱坞的电影，因为太多电脑动画，我觉得人味尽失，也许他们技术很好，但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吴念真

当然也有人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是说现在电影基本上都是一个经济的财团，都是一个经济单位在后面操控这些，希望透过电影谋取他更大的利益，这无可厚非，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为。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是蛮文青的，文艺青年的看法，电影像一篇小说一样，应该是一个文学性比较强的创作，对别人来讲，这是神经病的想法，对我来讲很简单，参与电影只是觉得电影用影像可能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某些事实。就是观众用眼睛，导演用摄影机当眼睛带着他们去看，我觉得他们可能看不到的东西。希望电影能够变成一个最简单的外交官，他可以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很轻易地在银幕上看到某个地方，他也许没有去过，他还不认识，透过电影可以重新认识。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吴念真

没有。这几年来很多人都跑来跟我讲要跟我一起拍电影，我都一直说，电影会花很多钱，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把你钱亏掉了，我会觉得在未来人生里面我有机会报答你，现在我六十几岁了，我如果把你钱亏掉了，我大概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机会再报答你了，所以算了，不要拿你的钱拍了，说不定哪自己有钱，说不定拍一部好玩的，拍给自己或者怎样。

吴念真

照着自己的意思拍，不一定上映，完成一个最后的愿望等等，不一定。但是此刻我没有那么大的动机。

吴念真

我老了，年轻的人起来了，我觉得应该慢慢退休了。工作那么多年，从16岁工作到现在很累人，回到最简单的东西，最简单的生活，写写东西就好了，不要劳师动众那么多人，舞台剧劳师动众那么多人，拍电影更多人，拍个广告，30秒，那么多人。我觉得一部电脑可以自己完成，写的不好就“删除”，也不伤害别人，回到那样最好了。

吴念真

到这种年纪，已经做了蛮多事了，理想的状态就是应该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吴念真

最近最有趣的是因为《人间条件3》要来大陆演，所以，大陆演员参与，他们都到台湾去一起排演，排练的时间都是晚上开始，所以他们白天就到处去。他们自己也去逛，我们把他带到其他地方去逛，每天排练前，我在旁边听他们谈话都蛮好玩的，讲他们去哪里，开始讲他们年轻的时候怎样怎样。我个人想到1980年代我们在海外遇到张艺谋、陈凯歌他们一样，就觉得那样年纪真好，非常认真在企图了解完全不同地方的生活对他们的感觉，而且你哪里看到了什么，他会跟你解释说那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有趣的。好像真的看到了一个大人在看小孩子聊天，聊的是很正面的东西，这个蛮有意思的。
再来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过，我们《人间条件6》刚才做完了，我儿子住外面，平常也没有很多时间聊天，有时候工作就在一起，有一天，我知道《人间条件6》在演的时候，因为他是戏剧系的专业，对很多东西并不是拉扯同意，后来观众反映非常好，他好象觉得爸爸的某些看法，那个角度的关照是对的。所以，演完最后一天，他竟然把我抱起来说，我觉得蛮开心的，那时候才知道，天哪，作为一个父亲蛮需要一个儿子的鼓励。后来有一天他又安安静静跑过来跟我讲，爸，《人间条件7》的主题曲我已经帮你想好了，我说是吗？因为每期都有一首歌的名字当做它的副标题，他说那首副标题叫做《台北的天空》，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希望你能讲关于台商的故事，两个不同历史时代都是牵涉到两次大移民，两次大移民都是把故乡变异乡，只是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我儿子有时候像小孩，有时候又像我的朋友，我对这样的状态蛮满意的。

吴念真

朋友，我们没大没小的，很随便的。

吴念真

倒不会，我觉得人在了解某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他够聪明，他应该自己知道吧。比如有一次看《那些事》，他是很久之后才拿出来看，之前他都不想看，因为他觉得爸爸是非常压抑的人，他觉得一定写的很悲伤。后来有一天他和记者讲，他在看爸爸的这本书，好像看到爸爸的另外一个年纪的时候的感受，而且是很不错。我觉得类似这样就好了，就像我很多朋友和我儿子讲，你很幸福，你爸爸的所有事情都在你爸爸的作品里面一点一点被看到。

吴念真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和一群很棒的朋友完成一件我们认为自己去做的事情把它做完。比如我们几年前曾经觉得台湾的乡下小孩子没有像台北有那么多的机会看表演，那时候我们说能不能弄一个东西到全台湾演出，到全台湾乡镇演戏给小朋友看，那个规格就是国家剧院的标准的舞台，后来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台湾的乡镇全部演完了，而且钱都不跟政府拿，全部从民间募款，后来两年之后，有些奶奶们就讲说，我的孙子都已经七岁了，他出生的时候，你们演完了，他从来没有看过，你们再演一次，我们前年开始就第二次再走一趟，现在又演了100多个乡镇了。可是演出的过程中，忽然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对乡下很多小孩子来讲，看戏当然是件快乐的事，可是看完之后他们第二天还是在原来的世界里面，他讲到他们的问题，他们在乡下很多学生回去，父母亲都在外面工作，没有人在家里面做功课，或者和奶奶在一起，没有人教他们做功课，所以在外面乱搅合，他认为这些小孩子其实失去了一般的竞争力的更下面，你未来会怎么办？我们就讲，要不要这样子，就开始做另外一件事，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课后辅导班，就是国小学生下课就到一个地方去，去的地方先吃点东西，吃晚餐，老师陪伴在那边，老师是付费的，不用志工，因为志工不可靠，志工心情不好，失恋就不来了，所以是付费的，他们来。这样每一个班差不多一年要花新台币140万左右，这么多，等于28万人民币。我们从前年7月开始，到去年接近一年多，一年半，我们设了20个班，慢慢我们目标会把它先放在60个班为基础，因为60个班一年一亿（新台币），一亿（新台币）就必须要去募捐那么多钱，所以，最近就在想很多办法，有没有办法找到比较多的钱，有稳定的收入，这是一大群朋友们大家来的。大家想的。而且一步一步在实现。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这种班开下去不能够关。一开就不能关了，一关，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大的负担。我们相信这个班如果成立十年之后，一个班成立十年之后，这些哥哥们从大学毕业，会工作，他们会回馈这个班，就可以生生不息。我们最近找到的一个可以拿到足够机会的方法去找便利店，找全家，这个论坛，我们有什么方法，比如我们帮你拍一个广告，我们帮你上广告，你卖一个冰激凌给我们多少钱。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找到一群朋友做一件我们认为有意义而且真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