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记者的使命并非被众人喜爱、恭维或称赞。”

撰文 | 李心怡

编辑 | 曹颖

身高一米五五，体重四十二公斤，这位身材瘦小的女性，常常被人描述为“彪悍”。

她曾长期奔波于炮火连天的战争前线，也奔走在好莱坞的名利场上和二十世纪国际政要的身边。

2023年6月29日，是这位“世界第一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的九十四周年诞辰。在她的回忆录《我不相信神话》中，有这么一句话或许可以总结她的传奇人生：“只要我活着，我就从来不去考虑是否被他人喜爱。”

一个记者的本职工作

这位报道过二十世纪大部分战事的战地女记者，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

笼罩在二战的阴影下，法拉奇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只有关于战争、恐惧、饥饿、苦难的回忆。很多年后，她说，这一切造成了“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痛”。

1929年6月29日，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佛洛伦萨。父亲经营着一家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母亲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

父母虽然贫穷，但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很多书，法拉奇就睡在书房里。她回忆起来，真正对她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这是一个关于家养犬如何为了生存回归“野蛮”的故事，而法拉奇的收获是，生命是一场日复一日的战争，“我是个已经准备好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应对成年人的女孩”。

法拉奇的父亲爱德华多·法拉奇是一名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他是佛洛伦萨抵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行动党在城内的军事指挥官。作为他的女儿，法拉奇也参与了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抵抗运动，成为了一名通讯员。

在一次轰炸袭来时，法拉奇和父亲躲在教堂，因为恐惧，她哭着向上帝祈祷，而父亲打了她一巴掌，说：“女孩是不能哭的。”那时她14岁。从这一天开始，法拉奇很少哭泣，哪怕亲历战火，她也只是眼里含着泪水，哽咽着。

她亲眼看见无数人在战场上丧生，而自己的父亲遭到了政治迫害，被逮捕审讯，甚至面临被枪毙的威胁。但她明白父亲做的一切是有价值的。

1945年，二战结束，16岁的法拉奇放弃在佛洛伦萨大学学医，进入报社，开启了记者生涯。

最开始，她梦想着成为作家，她想要写作，而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她先成为了一名记者。这段旅程充满冒险的刺激，正符合她的取向，“冒险意味着挑战与神秘，这是人类生活当中最诱人的两个因素。

1950年，她成为《晚邮报》驻外记者并崭露头角，随后加入意大利全国性杂志《欧洲人》，也因此获得了采访许多国际名人的机会。但她似乎志不在此，1967年主动申请前往战争一线，先后报道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等等，有八年时间，她都在越南前线。

频繁报道战争，曾有人指责法拉奇热爱战争。但对于法拉奇来说，记者应该去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哪怕这让她害怕，正如她说的：“勇敢，并不意味着不害怕。它意味着尽管害怕，却仍要做该做之事。”

1968年，墨西哥发生动乱。在一场交火中，法拉奇中了三枪。士兵抢走了她身上的手表等贵重物品，然后把她丢进了堆满尸体的房间。

那颗击中腿部的子弹留下了后遗症，她走路一跛一跛的。不过回忆这件事时，法拉奇认为，战地记者被子弹击中很正常，重要的是她近距离见证了整个事件。

取出子弹后留下的三道疤痕，让她真正理解了生死，以及人类的暴虐和残酷。而她也完成了一个记者的本职工作。

法拉奇曾说，勇敢是最吸引她的美德。她确实拥有这个美德。

愤怒的野狗

“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法拉奇曾在文章中引用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罗的诗句。

她永远愤怒，一直质疑权威。

读书阶段，法拉奇就是个让老师头疼的学生，“我活泼开朗、能言善辩，甚至不服管教，蛮横无理，我的坏脾气还经常把老师气得火冒三丈”。

她经常参与行动党集会，听许多人演讲，从而进行真正的思考。上课时，她常常会反对老师的想法。哲学课上她一举手，老师忍不住讽刺，“让我们听听这个讨厌的家伙想说些什么”。

她不相信学位。在法拉奇看来，通过考试获得的学位，和通过工作成就获得的学位是两码事。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相比依靠权威和机构的认证，她更相信具体的行动。

她对权威永远保持着清醒的认知。

这种精神可以从她那本出名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窥得。法拉奇堪称二十世纪国际政治文化风云的见证人，作为记者，她采访过许多政要，邓小平、基辛格、卡扎菲……还有好莱坞名人希区柯克、玛丽莲·梦露等。

但鲜少有人真的让法拉奇认可。比如基辛格在她眼中愚蠢且无礼，毫无吸引力，既不从容，也不自信。

“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受人敬仰或赞颂的男人，其实配不上那样的名望。事实上，总有一天我会证明自己比他们更勇敢坚强。”法拉奇不会对名人感到畏惧，反倒是这些“大人物”面对她会感到紧张。因为她的采访风格像博弈，犀利，甚至咄咄逼人。

采访基辛格时，她每次提到越南问题，基辛格都避而不谈，甚至发出警告，表示自己不愿谈，但法拉奇仍然步步紧逼，最终基辛格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基辛格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做过最愚蠢的事。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直接说他是暴君，还当着他的面脱下了当地女性需要穿在身上的深色长袍，气得霍梅尼当场走人。

从童年看到父亲的经历开始，法拉奇的一生都围绕着对强权的反抗和对底层的关怀，而且总是立场鲜明。

“9·11事件”发生后，用写作代替流泪，情绪激动的法拉奇写下了一万四千多字的文章——《愤怒与骄傲》。她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极权和暴政，说伊斯兰文明是野蛮落后的文化。在许多左派分子谴责美国的情况下，她赞颂了美国。

强硬的态度和犀利的表达使得大量批评涌向她，法拉奇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总会接到一些恐吓电话。

即便如此，她也选择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作家和记者的使命并非被众人喜爱、恭维或称赞”，而应该去揭露真相、谴责不良现象和社会缺陷，为此，法拉奇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被憎恨、被羞辱”。

而她也一直继续走自己的路，“像一条自由的野狗”。

女人，“无用的性别”

法拉奇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性别，是无法绕过的标签。

少年时期她就期待能进入《晚邮报》工作，但当时那里并不招女性职员，“在那儿，让女性记者署名被看作异端！”法拉奇的伯伯曾在那里任职，如此说道。

不过后来，她仍然加入了《晚邮报》，当人们还在讨论女性是否可以报道战争时，她又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由于女性面对重重桎梏，法拉奇写过一篇文章《无用的性别》，指出“世界各地的女人都以一种无用的方式活着，换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方 式”。

她一针见血道：“男人的基本问题源于经济、种族和社会，但女人的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问题源于她们的性别：女人。”

至少，法拉奇在以“有用”的方式活着。

工作是法拉奇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可以想象的是，她不会向婚姻妥 协。

童年时，母亲曾对她说：“你绝不能像我一样！你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奴隶！你要去工作！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去全世界旅行！”

她想起母亲每天都十分忙碌，于是问，“难道你所做的不叫工作吗？”母亲回答：“不，那只是奴役。”

在法拉奇的同居经验中，男人缺乏关于生活能力的教育，往往是女人扮演一个母亲般的角色。对方的邋遢、不整洁也会影响到她，而为了自己的生活，法拉奇必须去打扫，她不愿将自己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些繁琐的杂事上。

在她看来，婚姻是老古董，婚姻制度由支配构成——男人支配女人。而她不会允许自己的人生被支配。

这种想法并不因她有爱人而改变。

1973年，她去采访希腊抵抗运动领袖阿莱科斯。43岁的她与34岁的阿莱科斯相爱了。

在相遇之前，他们就听过对方的名字，阿莱科斯在狱中阅读过法拉奇的文章。“总之，他出狱的那天我们并不相识，却彼此认同。”她说自己和阿莱科斯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发生了碰撞。

他们长期分居两地，也从未领过结婚证明，但两人的关系却十分牢固。她反而觉得，两个相爱的人异地而居，才更美好。

法拉奇和阿莱科斯

阿莱科斯是她一生最爱的人。1976年，他在一场“蓄意制造的交通事故”中丧生。

“我没有因为阿莱科斯的死变得畏畏缩缩，反而强硬起来。”这个令人绝望的消息并没有让法拉奇意志消沉或是沉溺悲伤，而是激发了她心中的冷酷与愤怒。

在阿莱科斯去世后，法拉奇为他写了一本书《男子汉》。她想要为他正名，揭露他死亡的原因，乃至发出指控，因此在美国许多公开场合谈论阿莱科斯。

只是她的这些行为又引发了争议，总有人认为她是在借阿莱科斯的名字获取关注。实际上她本人已经非常有名，而阿莱科斯只在希腊有名气。

不过这段看似灵魂契合的感情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法拉奇怀孕后，犹豫的阿莱科斯提出让她堕胎，一人出一半的钱。法拉奇拒绝，但最终意外流产。

或许是怀着对腹中孩子的爱意，她花了三年时间写下一本虚构文学作品——《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从中多少能看到一些她自己的影子。

个人经历使得她对生育充满向往，她表示自己绝不会主动进行人工流产。不过她仍然支持人工流产，因为至少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选择。毕竟，战争夺走生命的数量超过流产，可是人们却能接受战争。

1971年，法拉奇确诊患有癌症。她将癌症视为自己身体的入侵者，要通过意志与之战斗。

这位强韧的斗士继续大量抽烟，即使癌症使她的肉体痛苦万分，她也选择先完成翻译自己的著作《印沙安拉》再进行手术。

在治疗结束数年后，癌症再次到来。2006年9月17日，法拉奇离世。

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法拉奇也庆幸自己能够来到这个世上，“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好过一片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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