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以上标准，目前国内人气颇高的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并不能代表“中国声音”。比赛性质的演出必然有对成绩要求，这自然会导致选手炫技，所以我们看到节目中选手们努力地比音量、比高音、比爆发力、比“转音”的熟练，而真正与中国历史、民间音乐传统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在其中并不占主体。在谈到流行音乐的话题时，人们常提到一个词：现场性。现场性在对歌手提出严格要求的同时，也对听众的耳朵提出了挑战，即能否在觉得好听的同时还注意到了作品的耐听性。在现场，人的感性认识总是先于理性认识，哪怕专业的评审嘉宾，也极容易受现场情绪的感染“跟着感觉走”，而人的“第一感”常常是带有欺骗性的。流行音乐圈还有一个常用词：实力派，可我们常常将其等同于技术、技巧，谁音量最大，谁能喊高音谁就是实力派。而综合运用各种技巧为作品的风格、情感表达服务的“软实力”，却并不为人们所看重，这就造成了大多数的音乐演出是对感官的轮番轰炸。

　　必须承认，《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确实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极大轰动，而这才更需要我们有所警觉。由于媒介对于文化具有建构力，当刻意制造的某种“声音”强势地被植入日常生活，往往造成人们生活方式乃至心理结构的改变，所以社会主流媒体更应充分考虑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风行的各种所谓“好声音”，说到底还是属于娱乐文化一类，其实质是文化工业的需要。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童年的消失》中曾对这种娱乐文化表示过担忧，他认为电视传媒的娱乐本性使得非娱乐性的信息不得不在“声像”上包装自己，最终导致传输信息在内涵上的缩水。关于文化工业，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霍尔海默等人对其危害性也有过论述：文化工业的直接结果是生产的模式化，进而造成主体（大众）精神的模式化。一些媒体预设话题、左右舆情，人们聚在虚假的文化景观下狂欢，实际涉嫌对大众精神生活的绑架。有人可能以为这些媒体并未干涉到人们的选择自由，可是在大众文化领域，生产决定着消费，所谓“选择自由”，必须建立在生产环节提供了充足选项的基础之上。像国内短时间群起模仿《中国好声音》，到处皆是导师们的转椅，不正是文化工业的同质化、模式化么？表面上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因生产方只提供了类型化的文化产品，所以实际上人们是进入到了一种受限制性的选择空间。

　　本来，一档电视音乐栏目在策划、营销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必非要牵强上升到“国际化”的层面。甚至，“国际化”也不应是中国流行音乐当前发展的第一要务。那么，什么是当前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第一要务？流行音乐应该接地气，不应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流行音乐应该记录和书写人民的伟大实践，应该脱离低级趣味，进而引领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中国声音”应该反映时代的诉求，反映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唯有这样才能发出这个时代最强烈的“中国声音”。（赵慧琴 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