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多元，并且不断混同的时代。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人们对诸多事件的争议已经失去了包容并蓄的时代内涵，而是将一个争议的焦点引向了一个是非不分，好坏无别的混沌之中。针对花木兰事件，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花木兰是演绎出来的人物，没有人格，不管如何恶搞都不存在侵权之说，法无禁止即自由，任何人都有权利去改编、演绎、戏说;第二，花木兰研究协会属于体制内的单位，其压制体制外的个人和单位应该受到制约和谴责;第三，花木兰作品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应运而生，这个形象为新中国广大妇女翻身解放提供了思想的支柱，她是时代进步的声音。所以花木兰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个演绎形象本身。笔者认为，一个民族本身就是由诸多系统的文化和精神理念构成，每一个英雄形象都承载着这一文化和理念内涵。在中国自古就有愚公、精锐，在西方亦有雅典娜、摩西、耶和华等，这些都是由形象上升到了一种精神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人们对历史人物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精神理念最终升华成为民族信仰的历程。倘若在西方国家戏说雅典娜遭受谴责和处分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在中国戏说历史人物却很难达成一致观念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当前思想各异，主流价值观难以形成统一的原故。

　　当前利益分层逐趋复杂，有西方的、有本土的、有官员的、有工人的、有农民的、有传统的、有现代的，在这种财富空前膨胀、利益争夺日趋明显的环境下，不同的利益层次代表着不同的群体，也往往传递着不同的话语规则。而这个话语规则又必然会形成代表一定群体利益的价值观，故，话语权的取舍其实质上是一场利益争夺战。追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经济迅猛发展，有些人在物资迅速膨胀、财富快速积累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进而使得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诉求发生了巨大变革，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同的利益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语境，进而形成不同的思想观念。同时又使我国当前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零散化和滞后化。

　　然而，在利益层次日趋复杂的社会中价值就会混乱，是非观和真理观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底线意识也将越来越弱。从个人来看，价值观是人生来就有，并且与这个国家的传统风俗文化宗教有关，还与其日后所处的利益阶层不同而有异。不管是从马克思、韦伯的社会结构分化理论，还是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经济因素都对社会分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同的利益阶层永远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再从社会层面来看，价值观又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倘若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不仅基于传统风俗和文化传统，而且还基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那么主流价值观必定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认同。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价值混同都后患无穷。教育者的价值混同就会破坏学与用的关系，进而使学生失去自我，教师丧失教书育人的本能;司法系统的价值混同就会破坏公平的评价体系，由此正义的天平就会倾斜;市场失去了道德作为平衡机制，那么市场就会成为资本家强取豪夺的乐园;政党内部不能统一价值，这个国家或是产生多个政权而分裂，或是演变成暴政。

　　在现实中混淆价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偷换概念，混淆定义，例如“读书无用论”、“利益至上”、“好坏一个样”、“一团和气”、“好人受欺负”等等。这都是最直接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的表现。从本质上看，这些有的直接混淆了价值，有些则直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逐渐丧失理性所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慢慢趋于稳定，诸多社会难题将会迎刃而解。笔者认为，打破现有的社会痼疾，一方面，需要以传统文化为载体，极力捍卫民族英雄形象，并且加大力度宣扬传统文化精髓;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铲除垄断利益阶层，消除特权，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发展，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主流价值认同。

　　西方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正义就是实现平等的唯一途径，而正义又必须又以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彰显。在国家层面上，正义就是打造好权力的笼子，让司法公平公开公正，让阳光普照到每一个角落;在社会层面上，就是要消除特权思想，消除等级观念，实现人人平等;在个人层面上，正义就是对不公平的事敢于发声，人与人之间多一份坦诚，少一分心机。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