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我们聊聊“地方往事”。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看起来有很意思，其实也很严肃的话题。

　　说它有意思，是因为他们也经历过普通人为官的种种遭遇：有尴尬——比如出国考察被“当成要饭的了”；有意外——比如要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有快乐——比如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在院子里圪蹴着吃饭聊天；有压力——比如稍有突破，就被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坐在火山口。

　　说它严肃，是因为这些“往事”，蕴含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领导能力：如何迅速打开局面，如何寻找工作突破口，如何协调中央政策与民众需求，如何与部门沟通。

　　当然最有意思和最严肃的是，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起于州郡”本身当然有意思。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80后干部表示“压力山大”时，领导人在“州郡”如何做官做事，从政起步，就更有意思了。

领导人当地方官，也曾处境尴尬

　　“这里我很熟悉，当年下乡就骑自行车来。”

　　7月11日，习近平视察河北省正定县，延续了与民众近距离互动的一贯风格。

　　这是他当选总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到河北，同时也是当选后第一次到自己的从政起点站——正定。

　　1982年到1985年间，习近平先后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真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从政的起步点，我的基石在正定。”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待正定县招商代表团时如是说。

　　这是一个新变化。与前几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成长渠道稍有不同，新一届领导人不少都有市县区一线工作经历。

　　“起于州郡”本身当然有意思。但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80后干部表示“压力山大”时，领导人在“州郡”如何做官做事，从政起步，就更有意思了。

　　“土”不要紧，重要的是锤炼能力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回到正定，说“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

　　从政之初不易，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就有手忙脚乱的时候。

　　据媒体报道，1984年，从医27年的何鲁丽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进入政坛。她回忆说，当时连区政府在哪儿都不知道，“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迷路了”。

　　对于政府公文，她也很陌生。在简报上写批文，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名字签在右下角，还是办公室主任纠正了她。

　　再说回习近平。他给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王幼辉的第一印象是，“穿着一件绿色军装，看上去不像干部”，“打扮像个炊事班长”，“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土’”。

　　好在，这种平民气，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可以迅速助其打开工作局面。

　　当时四川忠县(现属重庆市)剧团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白志伟就记得，80年代在时任县长郭金龙办公室看《霍元甲》的经历。

　　一天晚上，大伙看这部剧正看得起劲，突然停电了。失望之余，他们发现剧团隔壁的县政府楼上有一个办公室亮着灯。七八个年轻人一敲门，郭金龙打开了房门。“当时他在写什么东西，一看我们一群人，就问我们什么事。”几个人不好意思地解释了原委。郭金龙当即把他们全让进了屋，打开了办公室的电视。

　　当时担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就曾评价说，郭金龙没有官架子，有和各个阶层群众交朋友的本领。

　　当然，多请教、多寻求帮助与提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一般来自两方面，亲人或者老同志。

　　1981年，刘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任副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她父亲专门送她一首诗，告诫她说：“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散文百家》也曾记录，习近平说：“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当时正定县委书记冯国强)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

　　地方工作，最重要的当然是锤炼领导综合能力，此时不妨形成自己的为政风格。

　　习近平在正定养成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个乡、村去考察的习惯。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提升了这种风格，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忠县的历练也让郭金龙“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黄登银说。

　　在工作上，郭金龙创造的工作流程，也让大家颇为佩服：每个月初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月要干什么工作，达到什么效果，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半个月过去了，再开个会，问工作进展。工作效率特别高”。

　　要学会化解压力，也要扛得起压力

　　越到地方或者一线，工作越具体，跑得越多，了解得越多，面临的责任和压力越大。这当然不仅是当下地方官员的感受，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曾感到“棘手”。

　　1986年，马凯出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当时全国刚好进行价格改革，政府对很多商品放松价格控制。矛盾也接踵而至，“天天同代表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解决了一批棘手的价格矛盾，又冒出一批新的价格矛盾”。

　　问题解决不可能人人都满意，所以当时一些人称物价局为“涨价局”，另一些人则说是“压价局”。马凯自然“坐在了火山口”，也“饱尝了酸甜苦辣”。

　　马凯爱写诗，出版过数本诗集。但物价局这段日子，他几乎没有诗作问世。

　　还好，他比较豁达，只是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地方或者一线的压力，还有很多源于权力与责任的差异。上有中央政策、下有地方需求，地方官员身在其中，需要两头兼顾。确实与本地情况不符时，也要懂得积极向上争取。

　　上世纪80年代，教育资金按照中央政策，应由老百姓自己筹集。“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时任正定县南牛乡党支部书记李宗魁称。

　　中央政策肯定需要执行，但群众也需要引导。“(习近平)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李宗魁称。

　　当时正定每年要上缴征购粮食7000万斤，一些村民为了填饱肚子，到外县买山药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比较敏感，少有人愿意主动向上级反映。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后，责任就落在他头上。最后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才把征粮任务减下来。

　　当然，有时候，也要学会扛得起压力，在重压之下前行。

　　俞正声在青岛时，就顶着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肝火”，解决青岛啤酒问题。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这是朱镕基拍板“点将”，俞正声亲自率队到北京“公关”，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的结果。这是好事。

　　可惜三年后，好事变成了坏事——青岛啤酒经营不佳，朱镕基大动肝火说，青岛啤酒和龙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响的名牌，“一定要保住这两个品牌，谁砸了这个品牌，就严肃处理谁！”

　　俞正声当时面临的压力被形容为“令人心惊肉跳”。

　　权衡了三个月，最后青岛决定换将，为青岛啤酒谋了一个扭转局面的董事长，俞正声亲自传达。

　　多年后，他谈起朱镕基时称，“朱总理是好领导……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

　　要做得成事，也要经得起非议

　　说千道万，地方工作还是得做事，做成事。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的棘手问题。

　　他不断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

　　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

　　后来有媒体问他：“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称：“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梳理下来，领导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称得上是改革先锋：李长春在沈阳促成了中国第一家企业破产、俞正声在烟台被称为“房改总工程师”……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事，把握大势就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的是，汪洋在安徽铜陵以一篇《醒来，铜陵！》拉开了一场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以及随后的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大刀阔斧改革。这些举措与1992年南巡后的大势不谋而合。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能遇到这样的时代节点，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脉历史。这时，等趋势已经开始明朗，机遇也来了，就要抓得住。

　　俞正声之所以能在烟台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是因为此前国务院已经将烟台、唐山、蚌埠确定为全国房改试点城市。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俞正声曾直言，“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比放开菜价、肉价困难得多，比机构改革还困难。但是，即使困难，现在也要动手搞。”

　　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正是从烟台开始，俞正声奠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领域的地位。

　　1997年，俞正声出任建设部副部长。有记者问他，“您在烟台当市长的时候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房改，在青岛当市长的时候，又把市委市政府机关大楼给卖了，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不过连房地产专家都评价说，这是非常高明的决策，请问，这对您出任建设部部长有没有什么关系？”

　　俞正声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否认。

　　李长春推动企业破产，抓住的是一篇文章。

　　1984年，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时任市长的李长春说：“我主张像这样长期亏损的企业应当倒闭。但是这个破产倒闭的办法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呢？这问题我吃不太准。”

　　在座一名市委常委看到过《瞭望》上讲对长期落后企业破产处理的文章，说：“长春同志，你不是想知道姓资还是姓社吗？《瞭望》上面好象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长春看了，正合他的胃口，就拍板起草企业破产倒闭办法。

　　只要做事，非议是避免不了的。

　　当时国家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草案成型，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首次审议时， 50名发言者中41 人反对，只有9人赞成。

　　李长春多年后回忆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

　　非议来了，不妨轻松应对。

　　《炎黄世界》杂志刊登的《习近平与农民作家贾大山》一文透露，贾大山曾用诙谐的语言勾画出习近平在正定搞改革开放的特点：“他不是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这是一位含笑进取的改革者。”

地方岁月，“难”并快乐着

 　　当上行署专员，也分不到房子，只能住单位宿舍；有专车，但平常都骑自行车；县长调到新地方后，子女连个重点学校都上不了……这是几位中央领导在地方县市主政的一些经历，它们清晰地告诉我们，想要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里做好领导者角色，要过哪些关卡，怎么突破这些关卡。

　　习近平体验“通讯基本靠吼”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

　　这是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一个精彩段子，说的是一些农村基础条件薄弱。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部分县城里面，前两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习近平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就有一次在大街上“靠吼”来找人的经历。

　　当时的正定一度被称为“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习近平为此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

　　新华社曾报道，1983年初，习近平和县长程宝怀到石家庄市寻访一名研发医用化学品的科研工作者。因不知道对方具体住址，他们就挨家挨户询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找着，习近平就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对方当场答应，很快携带科研项目落户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的利润。

　　除了“通讯靠吼”，有时还要“身手敏捷”。有媒体称，当时正定文化局长贾大山是习近平“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习近平曾回忆道：“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在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其实，俞正声也曾“翻过墙”。据《中华儿女(海外版)》报道，1990年，在全国纺织行业赫赫有名的青岛印染厂生产大滑坡，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他盯住了这个企业。一个初秋的凌晨，俞正声到印染厂去。可厂门早已上锁，传达员也大概睡去，正当司机犯愁之际，俞正声从铁门上翻入，听取夜班工人意见……

　　其实，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地方市县的主政时期，条件都比较艰苦，而在这样的环境和岗位上，也相当能够培养人的能力和品质。正人先正己，艰苦朴素，便是做好地方干部的必备因素。

　　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就对习近平那条满是补丁的旧褥子印象深刻：“老房子泛潮，天晴时，近平同志晒褥子，机关干部都好奇地数，据说有一百多块补丁，但谁也没有肯定答案。”

　　最后还是当时县委办的一名干部解了谜语——他爱人曾帮习近平拆洗过一次褥子，其实那不是补丁，做褥子的布料本身就是用旧衣服拼接成的。他想买一块布料让爱人做条新的，习近平拒绝了，“不用了，这褥子挺好的”。

　　认清角色，公私分开，也有助于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1988年12月，安徽省体委主任汪洋任职铜陵市代市长，3个月后正式担任市长职务，33岁，是当时安徽最年轻的市长，在国内也差不多是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

　　在之前的省体委主任职位上，汪洋的一个老朋友曾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习近平在正定的城关片下乡，更是很少坐吉普车，经常骑自行车。他说：“这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公私分开，还包括不为实现家人的目标而徇私。郭金龙在央视节目“小崔会客厅”中曾坦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县里调到省城工作，我女儿上小学4年级，想转到省会一所重点小学，当时学校向我提出一些附加条件，我不能承诺他们，没办法，女儿只好转到一所非重点学校读书。”

　　如何搞好地方人际交往

　　当好地方官，不光只是能加班，熬夜，更需要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曾担任过河北承德行署办公厅秘书的薛树旺回忆，时任专员栗战书在承德没分到房子，每到晚间整个行署大楼的二楼常常只有他的办公室亮着灯光。当时承德行署的几位副专员，都是比栗战书年长许多的老同志，但对他都相当尊重。当时的地委书记是胡振国，两位党政主要领导在工作中也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这种尊重与和谐不是因为战书的职位权威，更多是来自于他宽以待人，真诚正直的人格魅力。”

　　栗战书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整人、不耍滑、不偷懒。栗战书曾在一次访谈中直言：既然在一块合作共事，就应该坦诚相见，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力量。所以“三不”也是他一直做人的准则。

　　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正是栗战书的为官准则。他曾向媒体表示，“工作都有连续性，干一个什么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可以去烧火，你想象生活当中放火的人都是地痞，他定不下心、扎不住根，干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官也是这样，给人民办点事实就要扎扎实实地一件一件地去干。”

　　在工作中，地方领导特殊的身份和职务决定了必须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在这些综合素质中，口才艺术是重中之重。能言善语，是其素养、能力和智慧的全面而综合的反映，不少中央领导过去在地方市县任职时，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

　　“中国人宴会上的习惯是先致辞后吃饭，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该办的事办完，沉住气，不慌不忙地吃；而欧洲人是吃起来后再讲话，这也有好处，不会饿肚子。今天我是入乡随俗——吃饱了再说。”

　　——这是汪洋担任铜陵市长时，在友好城市德国马尔巴赫市一次晚宴上的致辞，后来被收入《演讲与口才》杂志。

　　汪洋口才好，栗战书也不赖，向来“挑剔”的央视名嘴崔永元曾表示，自己访谈地方官员的所以节目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栗战书：“我很欢喜这个人，我问他时，他没有长篇大论，把事说清楚就完了，不装饰，让人非常舒服。”

　　这种个人风格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学习。

　　中央党校教授、全国著名党史权威陈雪薇回忆，“1979年到1980年，汪洋来中央党校读了一年半的脱产班，专读马列原著。那个年代学习风气好，学原著是一句句地抠，一句句地讲……”

　　后来，这种“好读书”的风气被汪洋带到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他在重庆、广东任上，都召开过专题大会，督促干部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北京西城区工作时，也是“拼命”读书。这段时间，马凯流露出对政治经济学的热爱，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甚至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的阅读《资本论》1卷至3卷。

　　除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有时候，利益分配更是考验一个地方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尺。

　　在忠县文化局当局长时，郭金龙就主持过一次分房。

　　当时文教局分家后，文化局分得了两万元公款，并用这笔钱盖了栋五层小楼，一楼作为办公室，其他四层作为职工宿舍，每套房子有50多平方米，共八套。

　　让大家吃惊的是，郭金龙没要新房。当时，文化局机关工作人员一共有7人，除了郭金龙外，每人都分得一套宿舍，剩下的两套，一套给了一名刚刚从成都调来的剧团团长，另一套房子，郭金龙决定分给一名即将分配来的打字员。当时，郭金龙一家住在妻子单位广电局的宿舍里，那是一个筒子楼，房屋面积狭小，屋内没卫生间，做饭只能在走廊里。

　　当然，善待老干部，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在解决老干部生活问题上定了两点：一是看病不排队优先就诊，医院开设老干部病房；二是两费问题(公用经费和特需经费)要从宽。

　　1984年，正定全县各部门都没有进口小轿车时，习近平决定先给老干部局买一辆让老干部用；在房子紧缺的时候，他决定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作为离休老干部“调神健体”的娱乐活动室。

　　正定的老干部曾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个年轻干部但很老练，他是个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他身为县委书记而无架子。他工作严肃认真，办事慎重稳妥，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谁能屡次被破格提拔？

　　对官员的仕途而言，“贵人”，或者说机遇，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有“贵人”提携，有时可以少奋斗很多年。然而，机遇一般不会主动来找你，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香港《大公报》说，1983年自河北师范大学夜大毕业后，时年33岁的栗战书刚好赶上干部年轻化浪潮，从正科级岗位破格提拔为河北无极县委代理书记、书记，步入政坛快车道。

　　《领导文萃》则披露，在栗战书升任县委书记之前，社会上出现一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引起他的思考。栗战书于是写了封信，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在信中建议高唱《社会主义好》，并将原歌词中“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没想到，这封信后来被批转到中宣部，并发表在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署名是“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栗战书”。

　　栗战书从此声名大振，33岁任县委书记，36岁任团省委书记，43岁任省委常委、秘书长。

　　1983年，四川忠县县长位置空缺。县里开始考虑提拔一名新县长，时任忠县文化局长的郭金龙成为呼声最高的人选。那时，万县地区也有意调郭金龙担任文化局长，郭金龙最终选择留在忠县。

　　时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说，此前，忠县还没有从局长直升县长的先例。在郭金龙后来出任乐山市委副书记时期，不少同事也评价他有少说多干、虚心学习的特点。

　　两年后，忠县成为四川第三批体改试验县，县长郭金龙专门写信给万州地区行署报告改革情况，并在县长会上阐述改革思路。

　　“当时四川省农研室主任李步云也参加了这个会，对他很欣赏，还把他的信转给了到会的各个县长。”黄登银回忆，很快，郭金龙调任四川省委农研室副主任，“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打电话来万州要人。”

　　有领导的赏识，自己更要有真才实学。孙政才在担任北京顺义县副县长时，年仅34岁，在他分管的领域里，都运用严谨的理论和科学的统筹方法，将每一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高效而成果显著，一些机关人员私下里称孙政才为“孙有才”。据《看天下》报道，孙政才凭其年轻有为，颇得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的赏识。

　　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则披露了一则不为人知的故事，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选，按照差额一人的规定，市委将“年轻有为”的孙政才增为候选人。当时外界并不看好孙政才，认为他可能只是充当“差额票”的角色，因为孙当时只有39岁，实在太“嫩”了。

　　不过，选举结果大大出人意料。上述报道说，北京市的党代表们“偏爱”高学历和做事果敢的孙政才，竟然将一位原市委常委给“差额”掉了。孙政才在2002年5月之后的职务变成“北京市委常委、顺义区委书记”，晋升副省级。

　　汪洋得到邓小平认可，早前不少媒体都有过报道，但万里对他的肯定，报道却并不多。据广东汕尾党政信息网披露，1991年，汪洋在铜陵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后，得到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支持。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召见过汪洋，并给予充分认可。

　　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调汪洋进京，任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副主任。

　　据铜陵市旅游局局长姚焕文回忆，汪洋没有什么背景，有一次他和汪洋坐卧铺从北京回合肥，火车走到宿县，汪洋指着铁道边的一栋破旧的平房给他看，那就是他的家，8岁时就拉地扳车挣钱。汪洋幼年丧父，母亲是小学教师，家境不好，但家教甚严。

　　有人曾评论说，邓小平、万里和朱镕基都是汪洋的“贵人”，不过汪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却开玩笑说，自己在安徽任职期间，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成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建议，“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

　　彼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当时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当然，汪洋并没有受到影响，朱总理后来发了话，“汪洋是不能撤的”。

　　领导人在地方或者基层工作中，除了提升精神境界之外，也十分强调自身经验的积累与能力的锤炼。学习领导人的基层工作经验，这方面不应该被忽略。

“今天的年轻官员需要学什么”

　　还是从习近平考察正定说起。

　　7月考察后，与惯例不同，8月河北官方媒体刊发的不是考察纪实，而是习近平在正定工作纪实。目前河北各地正在组织专题学习。

　　“正定往事”确能给地方官员以启发。但也要看到，中国急剧的社会发展与转型，导致今夕差别很大。

　　“时代在变，方法也要变，要学习但不能照搬。”中央编译局研究院杨雪冬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时代在变，要求也在变

　　什么变了？先聊聊两部官场小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新星》，与最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

　　两部小说分别被称为当时的“从政指南”，但各自主人公所处环境决不一样。《新星》中李向南所面临的压力与矛盾还多是体制内的官僚主义、低效率等问题。侯卫东的压力源就复杂得多了，拆迁、上访、商人贿赂等事情与利益都牵扯着人物命运。

　　“现在和当年的社会气氛不一样了，80年代整个社会无非是农民要不要包产到户，工人要不要发奖金，戴帽的人要不要摘帽，农村户口能不能到城里去上学，就这些事。现在问题多样化了，人们的注意力会被分散。”2008年，《新星》作者柯云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杨雪冬将之总结为“泛政治化”的压力。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普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社会心态也积极向上。但90年代后，随着认识、价值观念等的多元化，社会治安、信访事件、物价变动、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逐渐凸显，并都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在官员的压力比此前要宽泛得多，也大多的。”

　　地方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浮躁。

　　体制内工作33了年，最近刚从长沙市人大副主任岗位辞职的刘耕，谈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生态，称“还是干净的”，当时“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例子，刘耕逐渐改变了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存在，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此话过于绝对，但多少反应出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

　　随着社会变迁，地方官员的个体意识逐步增强，升迁渠道狭窄等备受关注。

　　2009年底，《人民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对基层党政干部、共产党员进行主题为“共产党员幸福观”的匿名调查。调查表明，基层干部工作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升迁通道很窄，提拔无望。

　　与此相对，得益于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数位现任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仕途，并得到不错发展，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首轮干部年青化，1986年，39岁的孟建柱出任上海川沙县委书记，从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工作，从前卫农场的船队水手一直做到农场场长。

　　时代在变，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在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秀干部的代表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特点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地工作。当然在现在这样的干部仍然是好干部。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需要增加新内容：有改革精神。

　　“现在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要求与时俱进，要求创新。”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回顾自己的仕途称。

　　我们可以学习什么

　　即便如此，领导人的地方工作经历仍有不少值得学习与借鉴。

　　翻阅河北学习“正定往事”的报道以及相关官员感言，学习侧重点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群众心相印情相连的高尚情怀”。

　　这延续了官方号召学习的惯例——强调从具体事情中升华出某种精神或者品质。例如，焦裕禄，学习的是他公仆精神；吴大观，学习的是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政治品质；杨善洲，学习的是他艰苦创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境界……

　　除了优秀的精神品质，领导人在基层培养、锻炼出来的综合领导能力也值得学习。

　　李长春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如何选准人的思考》一文中强调，“那些在工作基础薄弱、环境条件艰苦、人事关系复杂的地方和单位经受住考验、作出了成绩并积累了领导经验的干部，才是能够担负重任的干部。”

　　俞正声在青岛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阵子，一些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看到不少邻近地区由此“发”了财，青岛个别干部坐不住了。“看看人家大街上跑的是什么车？我们青岛最寒酸了。”

　　听到议论，俞正声在全市干部大会强调：“青岛坚决不能搞走私！”

　　当时威海、烟台走私都疯了，但青岛“刹住了车”。

　　多年后，俞正声回忆称，一次“在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

　　“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俞正声称。

　　事情虽小，但其中体现的智力、魄力、意志力，构成了俞正声领导能力的重要元素。

　　作为地方领导，其领导力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冷静。

　　1988年，习近平履新宁德。其时，宁德在福建排名末位，干部群众都盼着他有“超常措施”。但不巧的是，正好遇上整体经济过热，中央决定治理整顿。

　　习近平静下心来思考：“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

　　最后，领导人在地方的工作方法也值得借鉴。

　　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自称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第一次到地方任职，他曾两次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请教。

　　李瑞环告诉给朱镕基的方法是，“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否则，干什么都没人响应。”

　　当时李瑞环在天津提出“苦干三年，吃鱼不难”，500亩一个大鱼塘，搞了10万亩，现在人均30多斤鱼，既保证了供应，又使农民得到了好处。

　　借此工作方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解决上海市民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现在地方官员当然不可能照搬，以副食品为突破口，但提振信心这一方法要领并不过时。

忘不掉的第二故乡

　　领导人长期工作的地方，往往成为第二故乡。每当他们谈起自己过往的工作岁月，总是充满感情，让人倍感亲切。

　　张德江曾长年扎根延边，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我1968年插队在那里，在延边工作了22年，延边所有的村我都去过，我对延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希望有机会能回去看看。”

　　俞正声对青岛也是依依不舍：“我44岁来青岛工作，这8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8年，我将终生珍惜……”

　　张高丽对深圳的激情岁月同样难忘。2010年，他在天津会见深圳市党政代表团，回忆起工作场景，如数家珍：“我与大家一道，在深圳创办高交会、改造老东门、治理沙嘴村的社会治安……”

　　离开故地，领导人与当地的联系并未疏远。

　　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习近平结交的朋友，他都记在心头。1994年，延安村民吕侯生患了骨髓炎，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晚都来到吕侯生的病床前。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正定农民作家贾大山，也是习近平格外关切的人。1996年，贾大山病重，习近平在北京党校学习期间抽空探望。隔年2月，大山去世，他和彭丽媛又专门托人送去花圈。

　　通信，是他们对于牵挂的另一种表达。

　　习近平调任中央任职后，依旧与浙江下姜村的农民频繁书信往来；张德江主政广东，得知延吉的董存瑞纪念馆落成，特意去信祝贺。

　　当然，他们留恋主政过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惦记着他们。

　　在青岛民间广泛流传着一副对嵌字联，“父闹革命启迪民众求解放威武震敌顽，儿当公仆正气凛然搞改革声誉传四方”，寓意俞氏父子在当地留下的美名。

　　俞正声在外地经常碰到青岛人，见了他都非常热情。“我觉得呢我心里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在栗战书调任黑龙江后，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名西安交警对一个路过当地的黑龙江司机说：“请给你们栗副省长捎个信儿，我们西安人民想念他！”

　　亲近之外，领导人会对工作地给予更高希望，以期成为“样板”。这使得当地干部比起其他地方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

　　习近平回到河北，发表对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意见。

　　“本来是一个革命的、艰苦的地方，结果搞得富丽堂皇、规模宏大，反而把内在精神弄没了。一些地方报上来的红色纪念项目，规模达到几万、十几万平方米，就大而不当了。西柏坡就是那么一个小村子，千万不能搞成一个大游乐场，否则就不符合‘两个务必’了，就不是艰苦奋斗的象征了。怎么宣传？怎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