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远征军由米粮坝渡过金沙江，突破了长江防线，电闪雷击，攻克宁远所属的河西重镇，驻军樟木箐，准备奔袭成都。在樟木箐，当地居民赖由诚献策，说可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渡大渡河，直袭成都。但是，天意捉弄，五月并非大渡河汛期，而当石达开到达大渡河边的当晚，“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不得渡”。
此后几日，河水一直汹涌不退，而清军不但在对岸布防，还从东、南、西三面对石达开形成合围之势。没奈何，石达开只有挥军强渡。抢渡的结果是：五千人竞渡精锐，全部丧生河底，无一生还。石达开只得转移进攻方向，向西抢渡松林小河，准备沿大渡河南岸向泸定进军。但松林河同样涨水，水石相激，既不能涉浅，又不能行船。将士只好手握长竹竿，联结在一起，成排涉河。但行到河心深处，水急如箭，人立足不稳，纷纷被大水冲走，撞上乱石，粉身碎骨。石达开遂移兵至河口以上十里的磨坊沟抢渡。磨坊沟水虽可以泅渡，但河水为高山雪水汇入，冰寒彻骨，士兵游不多时，便身体冻僵。
更惨的是，在石达开全力抢渡大小两河时，敌人偷袭击了其修建在大渡河边马鞍山大营，四处放火，营中军粮辎重被烧成飞灰。石达开军从此陷入绝境。
北面的大渡河和西面的松林河既不可渡，而南面又是崇山峻岭，只能向东亡命突围。经过一番生死血战，大军向东杀出一条血路，到达利济堡，全军只剩下六千余人。石达开悲愤莫名，抱定了必死之志。当日，宰辅曾仕和向石达开提出了一条诈降之策：由利济堡南行十里即可到凉桥，过桥便是洗马姑场，可向该处清兵诈降，伺机抢占洗马姑，但得洗马姑存粮，或能重振军威，如果失败，也不过一死而已。
石达开接受了该建议，下令全军折南而行。
清四川总督骆秉章、布政使刘蓉等人也正想通过招降以诱擒石达开，不断向下级官兵传达招降石达开的命令。这样，石达开很快和清军达成协议：遣散石达开部下六千人中的四千，留下两千，不缴军器，移驻大树堡，等骆秉章回文再作处理。为了迎接接下来的恶战，石达开的几位王娘马氏、吴氏、潘氏、胡氏，携带着石达开的两位幼子，还有众多患病受伤不能力战的将士，不肯拖累队伍，纷纷赴水自尽，哭声响彻山谷。
石达开五岁儿子石定忠本来已被王娘抱住要一起沉河自溺，石达开为能诈降成功、取信于敌，将之救了下来。次日，石达开携石定忠和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入洗马姑清营。当石达开五人才过凉桥，驻守在大渡河北岸的清重庆总兵唐友耕率部杀到，劫持了石达开等人，诈降计划由此落空。
被俘后的石达开做了一份供状，详细解释了自己“出降”的缘由：“……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达开率领黄再忠等三人并儿子石定忠过河到唐总兵营内，其尚未渡河众人，不知如何下落。”这份《石达开自述》其实并非石达开自己所写，而是清廷官吏根据对石达开的审讯笔录中的部份内容写成的供词，并且做了大量删节、大量篡改。
供状上虽写“因想真投诚，或可侥幸免死”，但晚清文豪王闿运的弟子费行简（费行简的父亲是骆秉章的幕僚，其本人也与唐友耕刘蓉等人的亲友多有接触）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却记，石达开见了四川总督骆秉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被审讯之日，石达开尚牵挂“尚未渡河众人，不知如何下落”，殊不知，他甫落清军之手，雅州知府蔡步钟则按照唐友耕的布置，伏兵于大树堡，将那二千太平军斩杀殆尽。
骆秉章等人不遗余力地对石达开进行了长时间的说劝降工作。石达开始终“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
1863年6月27日，骆秉章等人看石达开意志坚定，又生怕节外生枝、夜长梦多，会同成都将军崇实的“六百里驰奏”说，“谨援陈玉成之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时任四川省城成都保甲总局提调的周之翰目睹了石达开一行的受刑全部过程，将该过程详详细细地描述给了儿子周询，周询因此在《蜀海丛谈》一书中记录下了翼王石达开波澜壮阔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石之死处，在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督标箭道。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性处死，至死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则在《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中记：“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巳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
石达开携石定忠入清营，石达开惨遭凌迟处死，关于石定忠的下落，费行简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里写：骆秉章在审问石达开时，曾提及石达开五岁的儿子石定忠：“现你带来之幼子，听说很聪明，你尽管放心，我决不准谁加害。”
这一段记载，再结合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崇实“六百里驰奏”上面说的，“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一句，可以推知，跟随石达开一同入清营的儿子石定忠暂时躲过了一劫，大难不死。的确，《大清律》有规定：“如年在十岁以下者，牢固监禁。仅年届十一岁时，再行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通常，由内务府“照例办理”的下场有两个：或阉割后送交皇宫服役，或发送新疆等地军营为奴。不过，从1863年到1869年，过了六年，五岁的石定忠到了十一岁法定年龄时，清方相关档案资料并未记载其下落。
那么，石定忠到哪里去了呢？
一代史家任乃强在《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中有说：“石王子定忠，以齿稚免役，不知何故，其人竟未死，改姓名曰时雨化，入绵州州学。光绪丁酉，与工州龚秉衡玉帛同拔，又同分发贵州作知县，甚相得，尝密告龚，实翼王子也”。即石定忠大难不死，后来改名换姓为时雨化，在绵州入学，于光绪丁酉年科考中举，任贵州知县。任乃强信誓旦旦地说，这个秘密是西康省政府民政督察员乐风鸣对自己亲口说的，而乐风鸣乃石定忠晚年好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另一史学大师简又文即采此说，刊记于《太平天国全史》。
不过，早在1905年4月，香港《华字日报》附刊《广智录》在《骆文忠》条称：“骆文忠公秉章，粤之花县人。石达开就戮时，殷以幼子相托，文忠以与同乡许之，养其幼子于署，将冠矣，文忠一日试之曰：汝已成人矣，将以何者为自立计耶？石子大言曰：我惟有为父报仇耳。文忠大骇，阴使人鸩之。呜呼！戾气所钟，一至于此哉。”
该种说法，与清末人李宝嘉在《南亭笔记》中的记录相同，应该就是引自《南亭笔记》。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神州日报》连刊柴萼《焚天庐丛录》也出现了石定忠事之记录：“翼王之就擒于四川也，有子仅三岁，并受缧绁，下之狴犴，使两妇抚育之、俟成年然后就戮。儿在狱，日思其父母，啼不让；两妇噢咻之，无效，则反恼曰：乳臭子，将挞而杀之。儿啮妇，复狂啼。如是者数月，两目敢赤瞳；审其非凡儿。后数年．善乞语，而报仇二字不绝其口。官 恐贻后日患，乃就狱缢杀之。”
不过，前文提到的费行简却专门撰文《关于石达开幼子石定忠的下落》对石守忠的下落作了详细记录：石定忠仅死于其父后数日。谓称石达开被送上刑场前，石达开对唐友耕说：“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而今如愿了。论打仗你我是仇敌，论朋友则不异于兄弟。前回你们收去的文件，要毁则毁，可留者留，留着后人当《列国》、《三国》看，也可以知道我多少事迹。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又称“定忠不见其父，日夜啼哭，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禁卒谢福以实告之。他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啼为，笑指所佩玉牌高谢曰：“此我生日天王送的，你们不要拿去。”被害时顷刻即死，死后闻葬于庆云庵旁，但亦不能确指其处。”
费行简此文写石定忠之死活灵活现，而且可见证于杨重雅（四川代理按察使）。石定忠死后，曾多有人责问，“归安孙古春丈曾贻书重雅曰：此稚子无辜，亦罹惨死，君诚儒者，奈何慕屠伯听为耶！杨则诿为唐友耕向骆秉章献策，后为唐所知，两人在官厅大骂，几乎动武。”
可见，石定忠被杀，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即石定忠长大成人后出任清廷官职之说是不成立的。台湾学者黄嘉漠作了考证，所谓时雨化者，乃是“从《绵州县志》找到一个时守忠，有意影射为时雨化，以时守忠事迹为其蓝本，牵强附会，从而虚构所谓时雨化其人其事。”
清廷对叛逆者向来心狠手辣，讲求斩草除根，这一点，石达开是相当清楚的，所以才会坦然对唐友耕说“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后来传出石定忠幸存的传闻，其实就是官府支持下的一种障眼法，假装遵奉《大清律》而欺骗天下人，暗地里却干尽灭绝人性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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