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季，我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受聘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岁月不居，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沧海桑田，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屹立在世界东方，而我对山东大学两年多执教生活，却记忆犹新，回顾往事，历历在目。

当时山东大学设在海滨城市青岛，风光秀丽，气候宜人，得天时，占地利。校长赵太侔是留学美国的戏剧文学家，办学热忱，处事稳重，属于学者治校的类型。学校设有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各项重大兴革和决策，这既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又体现了民主管理学校。那时学校规模不大，有文、理、工三个学院七个系，学生也不多，但教师阵容比较齐整。记得文科有张煦、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萧涤非、孙大雨等等著名学者，多是当时学界之彦。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郑衍?、何增禄、王恒守、郭贻诚、王普、汤腾汉、傅鹰、刘咸、童第周等专家，又都各有所长。工学院虽是新建，也聘有唐凤图、尚津、周承估、张闻骏等一批知名教授。这个教师阵容，和全国著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可以代表那时山东大学的学术水平。

三十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记得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会上，照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师生动手编印的各种科学和文学刊物，甚受学术界的欢迎。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定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在1935和1936的两年中，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自然科学竞赛，山东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参赛的学生，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那时毕业的学生，如臧克家、汪志馨、郭质良、庄孝?、张致一等等，都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由此可以窥见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

山东大学办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国难当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学设备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们亲自带领学生克服困难，自制各种实验仪器。我就曾和学生、技工试制了近代物理实验的一些设备。这样做“一箭双雕”，不但保证了教学的急需，而且也培养了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同时使我长期萦系于怀的，就是学校善于行政管理，处处注意勤俭节约，把行政人员减少到最低标准，把行政经费压缩到最低限度，从原来不足的预算中，通过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每年坚持撙节少许，用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的办法建设学校。至1936年我离开时，已陆续建成科学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等等，并增添了一些必需的教学设备。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优良传统，应当是山东大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