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底，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并且最后让《潘金莲》停演了。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周总理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告辞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看完戏以后，他把大家留下来，与剧院的领导、导演、演员们在首都剧场的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直至深夜。

会上，周总理开门见山：《名优之死》是个好戏，可惜就是短了些。谈谈《潘金莲》这个戏吧!狄辛、田冲、方琯德，你们先谈谈对这个戏是怎么认识的。

方琯德想了想说：“第一，张大户迫害潘金莲的行为，台上没有表现，观众对这一点没有印象。第二，潘金莲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在这两点上不宜给潘金莲翻案。”

周总理点点头，狄辛，你在台上不是反抗得挺激烈吗？说说你的想法。田冲，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

田冲开了腔：“剧本是在30多年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对封建压迫’的思想，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若能做些修改，是否会更好?”

狄辛也开了腔：“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而求得个人的解放是不对的。剧院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争论。”

周总理始终注意听着，他又转向了剧院的总导演焦菊隐。焦菊隐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没找到答案。方才同志们谈到的种种矛盾是存在的，现在看起来，这两个人物都不令人同情。”

欧阳予倩推了推眼镜：“我写《潘金莲》是在1925年，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中很悲愤，于是想写一个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因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当时是一边演一边想台词。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在第三幕戏里，我把她处理成有些歇斯底里的劲头，因为她爱武松，然而武松不理解她，这才迫使她说出‘你也知道明珠暗投不如死?可知道男女都是一样?’的话来。周信芳演武松，又另有他的想法。他同情武松，把武松处理为英雄人物，演到第三幕时，也是激昂慷慨地下决心杀嫂报兄仇。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各演自己的戏，一出戏里却各有千秋，根本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

周总理扬着脸问：你对武松是怎样理解的?

欧阳予倩挥了一下手，“我认为武松是个封建英雄”。

周总理停了一下，摇着头，说武松是个封建英雄，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欧阳予倩继续解释：“那时候演戏不像我们今天，不讲究主题思想，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不断丰富补充的。由于武松是那样的激昂慷慨，发展到第四幕结尾的戏时，在众乡邻见证之下，一边唱‘你爱我，我爱我的哥哥’，一边把刀子刺入潘金莲的胸膛的。我最初写的是戏曲本子，在1927年南国社演出之后，就一直没有再演了。当时写这个戏，也只是想借题描绘一下，妇女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以及在有钱有势男人的压迫蹂躏下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并没有替潘金莲翻案的意思。当时也没有想把这个戏作为保留剧目，更没有想到在解放以后，由北京人艺上演这个戏。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这个戏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

周总理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欧阳予倩，这时轻声地说：你谈到当时写作的心情，这我是很能理解的。说到给潘金莲、秦桧这样的人翻案，又谈何容易！武松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打虎的英雄，《水浒传》中也记载了他许多其它方面的事迹，很难扭转人们对他的看法。再说岳飞是一个爱国的忠臣，如果给秦桧翻案，那么把岳飞又摆到什么地位上去呢?尽管岳飞有许多封建的思想意识，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那样爱国，确实是了不起的。所以说，不是哪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都可以翻案的。翻案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嘛!说到这里，他又仔细地看了看尚未发言的同志，意思是一定要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意见。

筱白玉霜接上去说：“过去我演的评剧《潘金莲》，有一个明场戏交代出潘金莲是被迫杀死丈夫的。她如果不这样做，西门庆就逼她交出许多银子来。现在记不清楚了，还可以再查对一下原来的本子。”

舒绣文咳了一声，“武松杀嫂不能歌颂，潘金莲杀夫也不能被人同情。她杀的是武大这样一个老实的农民，尽管武大长得丑，这只是生理上的缺陷，而他的心地还是好的啊!如果潘金莲杀死的丈夫是像张大户、西门庆这样的人，就值得我们同情了”。

周总理又看了看其他人，先向于是之打招呼：“教师爷”，谈谈你是什么看法。

周总理叫于是之“教师爷”，是因为他在《名优之死》里扮演过“教师爷”的角色。

于是之说：“我看只要把张大户的压迫再写得充分一些，这个戏还是可以演出的。”

参加座谈会的21位同志，除邓颖超以外，周总理都请他们发表了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周总理做了总结发言。

周总理说：那个时代写的剧本，带有这些思想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变化之中。当时自己的思想里还存在许多糊涂观念，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都有。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重新看过去的旧作品时，要批判地接受。

因为欧阳老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尽管《潘金莲》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我们也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为了切实贯彻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得每一朵花开放得更好，就必须对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解决矛盾，才能向前跨进一步。我们的工作才会获得发展。所以，今天才邀大家来谈谈《潘金莲》这个戏。

张大户欺压潘金莲，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就变了，她杀人了，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反过来说，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那么戏里存在的矛盾也就会得到解决了。我们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如《梁祝哀史》、《白蛇传》里的祝英台和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茶花女》为什么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品呢?就因为茶花女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屈服，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这就是她可贵的地方。曹禺写的《雷雨》、《日出》，都是通过鲁妈、陈白露这样的人物的自我牺牲行为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制度。而潘金莲却是采取了勾引西门庆，共同谋杀了亲夫来求得个人解放的。舒绣文提的意见很对，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她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欧阳老谈到当时写这个戏以及演出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这个戏告诫青年一代什么呢?让他们怎样通过这个戏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这个戏又怎么做到“古为今用”的呢?联系这些问题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把今天戏里发现的矛盾很好地解决，是不是通过别的故事来表达反封建的思想更好一些，或者重新选另一个典型人物来写。总之，我们要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欧阳老写这个戏的时候，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条红线，这是很可贵的，是好的。然而由于当时也有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必然导致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这正是今天需要批判、加工的地方。否则，就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欧阳予倩越听越有些坐不住了，急忙表示：“说得很对。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宜再做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周总理赶快接了上去，别激动，老同志。

欧阳予倩继续表示：“这也是我今天应该做的工作。”

周总理再一次诚挚而又温和地说：你方才谈到的写作动机，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合乎那个时代气氛的。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谈得很诚恳，我非常钦佩。最后他又说，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以后还可以继续座谈。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造成了一些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止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我记得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而被他停掉的仅仅是《潘金莲》。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是啊，周总理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那种诚挚、友好、尊重和体贴的态度，又怎么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