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

新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有着亲疏远近之分，这是一个不用刻意回避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相比中巴关系，中印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但是新中国在处理和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得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并且坚决不干涉别国内政，鲜明体现了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新中国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共同的邻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希望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采取支持的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之前，中印关系比当时的中巴关系要好得多。此外，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站在了印度的立场上，替印度说话。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如何表态，这对新中国的外交，对周恩来的外交智慧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苏联是替印度说话的，但周恩来并没有因为中国和苏联同处一个阵营而在这个问题上向苏联看齐；也没有因为中印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偏袒印度。印度方面当时曾多次要求周恩来在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表明态度，支持印度方面的克什米尔属于印度的立场，但是都被周恩来巧妙地拒绝了。周恩来在1963年3月2日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时说：“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当时尼赫鲁竭力影响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要我到克什米尔去访问；还说他的家族是克什米尔人等等。我阐明中国不介入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并说中国一直希望印巴友好解决这个问题，拒绝了访问克邦的邀请。后来，他又想尽办法要我们说一两句在克邦问题上支持印度的话，我们也拒绝了。” 

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的回忆也印证了周恩来总理的说法。“1954年4月周总理初访印度时，尼赫鲁总理在日程中安排了陪同访问克什米尔查谟首府斯利那加的活动，其用意十分明显。当时中印关系是很好的，但周总理以时间仓促为由，婉言谢绝了。尼赫鲁在会谈中详细陈述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要求周总理在适当的场合说几句同情的话。周总理又答以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尚待研究，一时难以表态，希望谅解。”另据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回忆，他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之前就提醒周总理，如果印度方面邀请周总理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故乡访问，请周总理不要去。因为如果周总理去位于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的尼赫鲁故乡访问，就会给巴基斯坦留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印度的印象。周恩来对耿飚的意见非常重视，在访问印度的时候没有去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方面对此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中方对巴方的大力支持。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当时中印之间关系的密切而偏袒印度。同样，周恩来也并没有因为当时巴基斯坦加入了两个条约组织，而借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周恩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始终采取公平公正的态度。1954年10月，他借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的机会，多次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会一碗水端平的态度。“中国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和中立的态度，我们愿意研究这个问题，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以前，我们不愿意随便地提出意见。巴、印两国都是中国的邻邦，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邻邦能自己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并且十分希望它们团结起来。我们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我们绝不愿做任何事情来伤害巴、印朋友的感情。”“至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我们过去埋头于国内建设，因此不太了解。最近，开始参加国际和平活动，对此问题稍有接触。罗查大使同我长谈多次，尼赫鲁总理也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愿意推动巴、印两国坐下来，和平解决问题。” 

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新中国对待印巴两国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巴基斯坦曾多次请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担任调停人，周恩来为了避免中国卷入到印巴之间的纠纷，失去公平公正的立场，对巴基斯坦的请求一再表示拒绝。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新闻代表团团长费兹的时候，针对对方主张由周恩来充当印巴两国总理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直接会谈的调停人。周恩来回答说：“没有这种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明确答复后，巴基斯坦方面并不甘心，代表团成员古莱希再次发问：“我还希望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如果印、巴同意由中国进行斡旋，中国是否愿意？”这次周恩来再度委婉地予以了拒绝：“我坦率地讲，我建议你们不要在这种问题上作耸人听闻的报道，这对增进友谊没有好处。我们需要多做一些真正的工作。”周恩来在1956年12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再次表示：“中国愿将印方意见转达巴方，亦愿将巴方意见转达印方。若有所需，中国愿提出一些建议，但中国不拟作正式调解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借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之间大做文章，趁机干涉印巴两国内政，最终的目的是为自身攫取利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也明确站到了印度的立场。但是这些国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介入并没有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化了印巴两国之间的矛盾，三次印巴战争背后，都有着这些国家的影子。反观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印巴两国不偏不倚，甚至当巴基斯坦主动请求中国对这个问题进行调停的时候，也表示了坚决地拒绝，以避免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印巴两国有失偏颇。 

除此之外，与帝国主义国家借克什米尔问题干涉印巴内政的做法不同的是，周恩来极力主张印巴之间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问题的最终解决。周恩来多次指出克什米尔问题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印巴之间的内政问题，不需要外人干涉。周恩来在1953年4月23日接见巴方驻华大使罗查时表示：“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很希望你们能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在1956年1月4日会见巴方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再次真诚建议说：“我们认为，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该引入外力来干涉。把美国引入克什米尔是我们不放心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应该自己协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和巴方总理苏拉瓦底的交谈中指出：“克什米尔纠纷是历史上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希望两国和平解决。印巴两国是姊妹国家，具有共同的血统，只应和好而没有理由互相敌视。” 

从长远看，与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浑水摸鱼，借别的国家间矛盾和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相比，周恩来的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才能真正赢得邻国的尊敬和友谊。时任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在1962年11月27日谈及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采取敌对的立场一事表示赞赏和敬意，尽管在过去我们同这个伟大的亚洲邻邦的关系并不像今天这样的融洽。”这可以说是对周恩来在处理和邻国关系时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睦邻外交思想最好的注脚。